对话纪录片导演李缨：从日本内部观察靖国神社

　　李缨在东京的家中，中间是拍摄了《俄罗斯方舟》、被誉为塔可夫斯基继承人的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导演李缨 图\姜晓明

　　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日本一个表情最为复杂的舞台。它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右翼与左翼，不断在这个舞台上交锋呐喊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北京

　　这是拍摄纪录片《靖国神社》的第8个年头，已经接近后期制作。这部电影还没有正式公映，甚至还没有剪接完成就受到很多人的注目——但这个时候，导演李缨没有钱了。

　　正是10月，清凉的早晨。李缨用自己买的推子，把新长起来的头发茬子收拾了一下，也不知道是左手还是右手使的坏，在头顶的旋儿附近，留出来一道水沟。

　　下一步的钱在哪里？唉，为了省钱，他连长头发也不留了，熟悉的那个理发师，剪一次要6000多日元(人民币400多元)……在日本最穷的时候，房租都要交不起了，用仅剩的一点点钱去赌马，居然赢了。现在，是赌电影，大约没有比电影更惊心动魄的赌博了。

　　不伦不类的电影

　　1985年，22岁的李缨刚刚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

　　“仿佛死了一回。”21年之后，这一幕还是如此清楚，以至影响了这个人的一生，“我的影像，都和死亡有关，与生命有关。”

　　1989年初到日本，李缨不会一句日语，住在4.5平方的小屋子里，做过清洁工，又做百货公司的搬运工——他做了3年搬运工，至今手上还有厚厚的老茧。

　　当搬运工的李缨有一天很偶然地看到了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梦》，突然对自己说，我也要拍电影！当他回到家给前妻说这件事时，前妻说了一句：“你算了吧！”

　　李缨在1993年与制片人张怡组建了龙影公司，不断参与日本电视台纪录片的制作，终于在1997年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

　　这个普通话、广东话和日语全都说得不伦不类的导演说，我要拍的是打破纪录片与剧情片类型界限的不伦不类的电影。

　　在日本的流浪和孤独中，他认识了马晋三老人。经过七八年的筹备和拍摄，李缨把他晚年的生活纪录下来，便是后来的《2H》。

　　两小时的电影中，不提老人一生复杂的历史背景，而是集中反映他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与中国留日青年女画家之间的深厚友谊，不用一句解说词和任何说明性的字幕，当中混合着虚构的剧情。它究竟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呢？李缨的界限是模糊的，但里面的人物是真实的。他说电影的生命力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碰撞出一种生命与情感的化学反应，只有超越形式感才能超越各种表面的真实。

　　这个曾经是将军的世纪老人，谈起历史，觉得历史都是狗屎，所以对他自己不重要。李缨感到，通过人来透视历史，比直接表达历史说明历史更重要，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要比历史宝贵得多。20世纪终结的过程和一个人的生命终结的过程融合在一起，老人留下的遗嘱，第一句话就是讲自己：“1902年12月26日，在云南出生，近百年来，适逢世纪动荡，祖国混乱，历尽艰辛痛苦。”李缨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遗嘱，一看到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就表达历史而言，都可以看到历史枯涩到哪个地步，再任何具体的说明经历都没有，这里面有一种历史的批判。”

　　拍摄《2H》期间，他也试过去找赞助商，找遍了各种地方，都没有人对这么一个普通的中国老人感兴趣，但是对于李缨来说，还是一个普通人最有意思。

　　2000年，李缨拍摄了《飞呀飞》，主角是诗人芒克和L，L演一个出监狱不久的讨债杀手，死死咬住过去的好朋友(芒克饰)不放。这部电影没有剧本，只有一份故事梗概，剧中的台词全靠两位诗人即兴发挥。

　　电影快拍完时出了些事故，芒克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这都怪老L这家伙太投入了，他竟把演电影当成真事给急了，剧中有段我和他的对话谈到了他妈，他忽得觉得曾对不起自己的妈，便失声痛哭，这可以理解，也不过分，谁会想到他接着竟突然拿起酒杯照着自己的秃头就是砸！酒杯粉碎，头能不冒血吗？流血不止，我们赶紧捂住他的脑袋往医院里送。”

　　电影的结尾便是血，慌乱的人，杂乱的声音，“这是在拍电影啊……”“怎么办？”“赶紧送医院！”

　　这部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不伦不类”的电影探索继续到了《蒙娜丽莎》(又名《非常家事》)，李缨用真实生活中被诱拐的一个女性作主演，描述了一个诱拐犯家庭崩溃瓦解的悲情故事，这是一部既被当作故事片又被当作纪录片的另类电影，整个故事围绕着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人物展开。

　　和日本同事去KTV，同事很自然地唱起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军歌

　　尽管《2H》在199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得了“最佳亚洲电影奖”，日本媒介也没有说什么，只在获奖名单上列出了它的名字，后面在括号里说明：这是部日本电影，但可能是弄错了。

　　1998年5月23日，靖国神社内外军国主义嚣张，颠倒黑白、为战犯树碑立传的影片《尊严》出笼，李缨在电影导演协会国际委员会与《尊严》的导演面对面进行论战，长达3个小时，这份谈话记录，全文发表在日本电影导演协会的刊物上。

　　中国诗人李士非，李缨的父亲，去东京看望儿子。日本的繁华市景以及优美的居住环境赢得诗人的衷心赞美：“大街／小巷／凡有泥土的地方／都有树木花坛／流经市区的河川／清澈如山泉／水面没有垃圾／只有飘落的花瓣。”

　　“这真是一个爱树爱花爱鸟的民族。”有一天，李士非老人在街头闲逛，忽然听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旋律在空中响起，他仔细辨听，原来唱的是《进攻徐州战歌》。60多年前，日军进攻江苏徐州前，为鼓动士兵，写了一首《进攻徐州战歌》，日军一边高唱这首歌，一边凶猛地进攻。他是在战场上亲耳听到这首歌的，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想不到事隔60余年，亡灵再现。

　　李缨和日本同事去KTV唱歌，同事也很自然地就唱起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军歌。

　　1997年，李缨代理了由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但是日本人普遍不接受这个，不接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李缨接触了很多日本的学者、教授，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抓住一点不够精确的地方来否定全盘。李缨发现，这是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南京大屠杀这件历史大事上，日本人的认知跟中国人有着如此之深的隔阂。

　　李缨想拍一部跟南京有关的电影。1997年，他到原附属于靖国神社的军人会馆去拍摄一个“南京问题六十周年研讨会”。研讨会开场，即放映日军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南京》，里面有日本军怎么攻入南京，怎么在南京城里维持秩序。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当时，他震惊的程度，就如同听到了一阵横扫而来的枪声！他决定要碰一碰靖国神社，这个在日本国内影视界完全不敢触碰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