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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史上没人拍过这个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0日16:08 南方人物周刊

  日本电影史上没人拍过这个

  1869年,明治天皇为了纪念那些帮助他建立明治政府的战死者,创立了“东京招魂社”。10年后的1879年正式更名为“靖国神社”。迄今为止已有246万多个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军人被招为“英灵”供奉于此,其中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他们的名字精确到个人。同时靖国神社也供奉了一些人类历史上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比中国人熟
悉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主要罪犯松井石根等等。

  李缨在导演阐述中写道:“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日本一个表情最为复杂的舞台。它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右翼与左翼,不断在这个舞台上交锋呐喊。”

  “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我们日本人都表达不清楚的问题?在日本电影史上就没有人拍过这个。”日本同行对李缨这样反应。

  靖国神社内的战争博物馆,叫“游就馆”。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里被称为“支那事变”,而为了维护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战果和既得利益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被称为自卫战争。

  游就馆陈列了飞机、大炮等战争实物,展示了陆军大臣怎么剖腹,剖腹后留下的军衣、军刀和血书。太阳旗,武运长久。

  靖国神社从一开始就与日本军国主义密不可分,并且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靖国神社起到了控制国民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也成为日本国民非常重要的精神归宿。

  在台湾台中市,有一位名叫陈阿娇的老妇人,她的青年时代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度过的。在殖民时期,一出生就成了“日本人”的陈阿娇,现在最习惯的语言仍然是日本语。如今这位已经80多岁的老妇人还能清晰地记得当年丈夫出征的情形。

  1943年,丈夫被征兵,穿着日本军服开往南洋,一个月后战死,时年22岁。陈阿娇去高雄港口领取丈夫遗骨的时候,怀着8个月的身孕,还抱着一个3岁的孩子,用了一个星期步行了近150公里。一路上,陈阿娇历尽辛苦。她说,支撑她的,是丈夫在出征前,两人一起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靖国神社之歌”,那是一首约定死后在靖国神社相见的歌。

  在陈阿娇的观念中,靖国神社是自己精神寄托的地方,因为那是丈夫灵魂安息的地方。

  在台湾做纪录片的朋友帮助李缨去找陈阿娇,终于找到了。

  李缨问她:“你真觉得你丈夫的灵在靖国神社里吗?”

  陈阿娇说:“那当然,

歌词就是为东洋更和平,不必流泪,不都是为了国家工作吗?”

  和陈阿娇一样,在日本本国及其殖民地和被侵略国中,有很多普通百姓都曾被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教育”洗过脑,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是通过大量建立神社完成的,许多被殖民的人们就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失去了他们本民族的尊严,而成为为天皇作战、为天皇而死的日本军人。

  李缨说:“你现在还觉得那场战争是为了东洋和平吗?”

  陈阿娇说:“那我并不清楚,那是我不了解的。”

  菅原龙宪先生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一个寺院的住持。然而,他家的佛堂里却挂着一张

二战期间日本军人的照片,更令人惊讶的是,照片上的军人正是菅原龙宪的父亲,而他也曾是这个寺院的住持。

  镜头中,菅原龙宪与父亲遗照说着话:“一个僧侣,却去屠杀其他的国民,自己也被杀掉,这只能说是僧侣的生存方式以及宗教生命的毁灭。但我并不是要在此责备您,我当然也没有责备您的资格,问题是您现在仍然就这样穿着军服,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面。”

  菅原的父亲1943年32岁时作为军人出征南洋,1年后战死,1951年被列为靖国神社里的“英灵”。

  菅原的父亲从战场上寄回来的惟一一张明信片,上面惟一能探知父亲参战的心情的,只有两个字——“奉公”。

  菅原说,正是这种超越自我的“尊严”以及“奉公意识”,让他的父亲脱下僧衣换上军装,拿着武器走上战场。他认为僧侣从军杀人,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长期以来,菅原一直不能理解父亲真正的人格,这个问题始终折磨着他。

  更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战后靖国神社已经转变成一个神道的独立宗教法人。怎么可以毫不顾及死者的宗教信仰以及死者家属的愿望,随意将死者祭为“英灵”呢?!

  菅原说,20世纪60年代,他收到了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发给他父亲的一张授勋荣誉证书。在此前后,日本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将被东京审判判决为战犯的所有死者,宣布为“殉难者”和“公务死者”。菅原的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战死者,却也获得了与所有战争中的“公务死者”同样的“荣誉”。他还说,靖国神社把这种所谓“英灵荣誉”,渗透到了战后日本的各个层面。

  与神社交涉的菅原先生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必须从支持过战争的个人做起,让人们从来自那场战争的虚幻的荣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菅原与靖国神社交涉了20多年,却一直未能将父亲的名字从“英灵”的名单中删除。2005年3月他与其他一些对靖国神社有着同样要求的遗属又一次走进神社。

  一再地交涉没有结果,菅原龙宪对父亲的遗照说:“我一次又一次向靖国神社交涉,要将您的名字从名册里删除。但神社的大祭司对我说,我们可是每日每夜不敢怠慢地将你的父亲作为神在这里祭祀啊。听到这句话,我浑身发烫,我一定要将作为神而被祭祀的您从靖国神社里解放出来。”

  2005年靖国神社秋季祭祀大典,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一个日本青年在现场高呼,反对小泉参拜,被右翼按翻在地。右翼一边打这个青年,一边说:中国人滚回去。这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大学生。让李缨奇怪的是,在那样一个气氛里面,你反对参拜,就会被认为是中国人,就会被打出靖国神社。

  纪录片《靖国神社》中出现的,更多的是普通人。

  两位妇女回忆亲人上战场时的情景,“家里要是都是女孩子,是多么羞愧的事情啊!从来没有哭过的父亲,哭着去接儿子的英灵,可是什么也没有,连头发和指甲都没有,只有一张写着‘英灵’的纸片。”

  3个男人在争论小泉要将甲级战犯搬迁至另一处公园的事,“唉,那不是装样子吗?英国人以前不就是海盗吗?我去过大英博物馆,里面还展出他们抢来的东西。”

  “美国不是也有阿灵顿公墓吗?不用管外国人的看法,小泉参拜神社是正大光明的事情。”

  还有那个接受捐赠军刀的普通的日本中年男人,说那场战争中日本是受害者,正是日本给中国带来了独立。李缨问:“难道中国是托了日本人的福?”

  一位日本年轻人轻声说:“在这儿说话可得小声一点,这儿完全是右翼的圣地。”

  在日本,李缨惟一一次打架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和一个日本人,因为这个人骂了他一句“八格呀鲁”!李缨必须不断回避的是仅仅拍一部“一个中国人眼中的靖国神社”,他希望他拍摄的是一部能够从日本内部来观察靖国神社的影片。

  “但愿这部影片仅仅是关于过去、关于现在,但愿它不是一个对未来的预言。”李缨说。在试映片《夏》章节的结尾,他以秋季例行拜祭大典的开场作为结束。这是一种大型的神道仪式,自古以来,这个仪式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当整齐划一身穿白衣的队伍进入神社内部,无声之中,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了,最后,只有靖国神社高高的神门在微弱的光线下现出模糊的影子,镜头默默地注视这个影子,周围是无声无边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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