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共识

　　□本刊记者 赵 义

　　为何要提出寻找中国共识？如何保证它不是一个漂浮的二手概念，而能担当中国的真问题？

　　“在坐标体系十分模糊的地带，当人们问我们现在在哪里的时候，人们实际上是在问

，我们要往哪里走。”生活的阅历告诉我们，中国的经验常常是人们经常会得到往哪里走的宣示和决定，“在哪里”的问题则一片空白，或充满裂缝和模糊。政治的强大影响力直接左右了各种反思、争论、纪念的结局。

　　从这个意义上说，2006年无疑是标志性的一年。

　　问题的转变：从发展到崛起

　　中国庞大的经济力在2006年的外交中展现无遗。中国在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发言权获得越来越大的比重。中非论坛是其巅峰之作。但经济力显然是双刃剑。朝核问题说明，经济影响力显然无法取代国家之间战略利益上的弥合，即使是盟友也是如此。其他国家在分享中国的经济成长的时候，实际上也存在着价值体系被改变的担忧。显然，它们现在更多的是在感受经济上的好处，而不是价值观上的吸引力。

　　这一年一个引人关注的事件是美国新任

　　2006年，人们看待事物的视角，悄然从发展中的问题变化为崛起中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变化，尤其是她体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冲击力，使得这一转变成为可能。就内政而言，发展中的问题曾经的意思就是通过增量消化存量，在公共政策上就是使人们主要关心如何把

　　如果回到政治层面，发展中的问题变化为崛起中的问题，意味着体制内输送的议题自动转化为公共议题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一个简单的例子，国企问题曾经是“全民”头疼的问题，国企改革曾经是那么深入人心的公共议题。但大国企崛起之后，是否与国家分红，分红之后的钱用来干什么，就成了民众更为关心的话题。俗话说，共患难易，共享福难。同样的，在中国，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信奉往往借助于对私营经济价值的不断确立实现。整个社会显然对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借助整个入世过渡期，政治重新确立了和财富的关系之后，共同打拼已经不是生活的唯一目的。

　　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党政主导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目标简单明确。大国崛起则自身就是一种约束条件。并不是哪个国家都有这种世界性担当的愿望和能力。崛起，自然要受到其他文明，其他制度的竞争，而不仅仅是经济力量。大国崛起的冲动，必然带来何为大国，大国民的拷问。通过历史，人们已经熟知，没有优良的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崛起带来了无数灾难。

　　经济中心主义的示范效应

　　以陈良宇案为标志，各种腐败大案的发生，各种利益输送模式的曝光，使得习惯以经济成就衡量自身价值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遭受巨大危机。当一个国家部委的司长(不久前一审被判刑)，一方面掌握着政策制订的大权，一方面又可以用讲授行业法规的名义收取几十万讲课费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怀疑，经济中心主义已经多么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政权体系和政治文化，并且对其他社会阶层起到了强烈的负面的示范效应。

　　对经济中心主义的调整已经对政治中间层形成巨大压力。铁本之后，2006年又有新丰事件。部委缘何遭质疑？地方政府为何屡屡遭受批评？正如本期其它文章所提到的，政权体系内的调控收权，对上而言，有蜕变成利益集团相互打击手段的危险，对下而言，同样也有办法转嫁成本。这是被历史多次证明了的。

　　2006年利益集团概念的抛出，加剧了普通民众和所谓精英的分裂。普通民众要求下一步精英要作出牺牲。就拿各种被民众批评的利益集团来说，它们实际上也处于分裂的煎熬之中。政治民主化的不足，使得它们一方面在积极谋求权力的庇护，另一方面则在承受着社会大众的指责。对执政党来说，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暂时它们的不满是不会走向极端的，没有获得大众任何同情、理解，这种不满只能在心里藏着。但它们的腐化变质，从本质上讲与体制脱不开关系，因为它们的利益表达没有民主透明的方式，它们的诉求只能通过搞定官员去实现，天然并不具有正当性；并且我们的各级党政机构对大量公共资源的任意支配，这一点是对它们很大的诱惑。无论是所谓医院，学校，出事的企业家，都落入这个彀中。当各种利益群体一起参与做大蛋糕的游戏的时候，它们应该想到今天的结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关于各种改革失败的社会舆论曾经一浪高过一浪，极端地说，几乎所有改革并不再具备原有的正当性，似乎变成了各种合谋，大众被抛弃的表演。中国式世界工厂遭受的道德责难(包括海外的遭遇)，政府将公共资源转化成经济发展支持条件的说法，包括中国政府对历史积累共有性质的有意忽视，市场化的蔓延和权力边界的更加任意，公共部门公共性的丧失，都是这段时间人们谈论的焦点话题。

　　政策取代政治模式，和

　　探求公共政治的可能性

　　如前所说，体制内议题已经不再自动转化为公共议题。寻找中国的公共政治的共识，是否已经成为迫切命题，寄希望于威权带来的变化，还是开拓新的空间，是2006年提出的问题。

　　共识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不断达成的过程。“和谐社会”被认为难得是全民性的共识(秦晖语)。多亏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执政党妥善地回答了全民性的对执政党代表谁执政的内心拷问。反过来，也可以说，过去的2006年，社会的断裂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从反面证实了寻找中国共识的迫切性。这种断裂的趋势是一个长时段的变化。“和谐社会”理论的正式成型标志着这一断裂达到了顶峰(这是一种悖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热情再度高涨。各种利益集团似乎都包含有推动民主的动机。但一提到民主，分歧争论马上就会产生。复杂的情况在于，人们常常把民主和西方的霸权联系在一起。国内部分可敬的学者为了摆脱这一魔咒，甚至走向极端的技术论的路子，把民主降格为技术手段。民主竟然成了没有价值内核的社会管理技术。但人们为什么会选择民主？除了价值选择(俗话说的再也不能这样活)之外，难道还有更强的动力？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演讲也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但实行什么样的民主，这是个寻找的过程。最近盛行的是所谓协商式民主，有人竭力鼓噪，力图把这种西方代议民主下的补充演变为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一般忽视了执政党一党执政之外建立起来的吸纳机制。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据说有1000万)已经被纳入统战对象。如果这种吸纳机制运作良好，那么进一步的制度变革不会提上议程。

　　政治的历史就是演变为人的事业的历史。那里充满了噪音，所以也充满了表达，抗议，妥协，认同。“旧邦新命”。古老的中国能否为这一伟大的人类历史进程增添浓烈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