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2006中国社会关键词：反腐医疗公共基金

　　□本刊记者 尹鸿伟 石 破

　　反腐：年年如斯

　　随着陈良宇的职务被免去，向来姿态高傲的大上海终于惭愧地开始了新的思考。这是在继成克杰、陈希同落马以后，中央又一次向国家和党的高层动戈。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

将因贪污1.6亿、包养5名情妇，被中央军事法庭审判，则是军内腐败大案首次向社会公开。而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的落马，最终彻底破除了津沪两地没有贪腐高官的神话。

　　这一年里，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似乎都在竭力反腐败，严厉打击商业贿赂也成为了官场口头禅，可最终却发现越来越多问题出自自身。上海、成都等地的监狱领导得到贿赂后不断给特殊囚犯们“自由”，最后自己纷纷落马失去自由，而一直自信不已的深圳中院这次也因为大批法官腐败丢了大脸。习惯把“赖昌星”和“福建”联系在一起的人们2006年也可以换个人名了。“福州首富”陈凯7月份被公安部直接抓捕，结束了其近10来年在福州的兴风作浪，至少有50多名的大小官员涉及此案。

　　2006年，不过是中国的“反腐又一年”，贪污腐败在现实的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当然，一个政府年复一年不得不把反腐当作重要、长期的工作来做，无论怎么有战绩，都是很尴尬的。

　　医疗：腹背受敌

　　2006年，卫生部终于承认“医改基本失败”，表示将“重新来过”，却没有表示有谁会为这样的败绩承担责任，胜利有人主动表白，失败无人承担责任，已经成为一大“中国特色”。医疗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病人不满，连一些医务人员都觉得自己在从事一种“耻辱的职业”，成都市儿童医院的女护士长张德丽终于含泪离开她曾经心爱的医院和无数喜爱她的病人，不再从事临床医务工作。

　　控制了中国民营医院大约80%的福建莆田游医在偷偷治疗性病，但是生产“奥美定”的吉林富华公司却决心与国家药监局把官司打到底，可笑的是，尽管“奥美定”本身有安全隐患，但更多的问题出在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准生证”。当然2006年卫生部门的“麻烦”还不只这些，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欣弗”注射液使部分患者使用后出现胸闷、肾区疼痛、过敏性休克等症状，此事件也令他们忙了一段时间。

　　但是事情过了也就过了，中国的事情还多呢，不知道明天又要发生什么。

　　公共基金：保障不保

　　社保基金、农保基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

　　老百姓保住了命，安了居，整个社会才能稳定。但在那些挪用公共保障基金的人眼里，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一笔巨款，用了白用，不用白不用。白用的钱，还有守着不用的傻子吗？一次一次政府决策和管理的无效乃至最终的失败颠覆的是人民的信任感和施政的合法性。出人意料的是，在上海社保案被中纪委揭开盖子之后，其他地区庞大的社保基金挪用数字竟然再也没有人被进一步追究责任了。

　　所以，不能依赖掌管这些基金的官员的自我觉悟，不能依赖他们对百姓生存艰难会生出怜悯之心，而停止自己肮脏的行动，更不能依赖他们的上级部门避重就轻、貌似检讨实则开脱的公开表态，人民能够期待的是，完备的法律监管、完全的信息公开以及严密的制度化操作来使黑洞里的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房地产：价格之奴

　　改革开放20多年，大陆的几乎每个城市都像建筑工地，高楼大厦成片成林；几乎每个城市的百姓都抱怨买不起房。放眼全国，虽然2006年政府一次一次出台调控政策，但房地产的价格就像是按在水里的葫芦，手一按下去了，手一松又上来了，欢腾得很。

　　房地产能给那么多行业的人们带来好处：钢铁、水泥、石化、能源、金融、保险、建材、家电、

　　想想也是，咱还没到流落街头的份上呢，即使当奴隶，也是在屋里，还有些残存的体面……反正，不到把大多数人逼到上街的地步，谁也不会急。

　　调水：争议尤存

　　“调水”是2006年中国人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南水北调(西线)”、“朔天运河”和“山东海河”等等巨无霸工程的名词不断在媒体上出现，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可喜的是，争论都使用了文明的科学，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权力。

　　无疑，评价“朔天运河”的可行性首先应把它当作工程问题，如从工程角度它被证明不可行，那么过多强调它的“伟大意义”也无用。从这些年来水利问题的许多论争，当年的三门峡、三峡，直到最近的怒江、金沙江水电开发，教训不少，值得总结。

　　有些调水计划更是让人吃惊，山东海洋厅副厅长王诗成提出，鉴于山东半岛两侧的胶州湾、莱州湾近年来污染不断加重，如果能够开凿一条贯通两湾的胶莱人工海河，将有效加快水体交换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这样，山东将建成仅次于苏伊士运河的“世界第二大人工海河”。还有人建议干脆“把山东半岛炸成山东岛”，中国人越来越敢想，也越来越幽默了。

　　当然，义正辞严的人也不少，四川学者们在质疑“南水北调(西线)”时表示，中国一些高级技术者并没有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说话办事，他们常常惯用政治活动的方式进行科学技术工作，甚至用接受政治任务的方式进行科学技术工作，破坏了社会的科学言行习惯。

　　城市：恶政不断

　　城市里城管工作人员和小贩们的斗争进行了一年又一年，但是2006年动静最大。

　　在上海，城管人员被指责把市民李秉浩殴打成脑死亡；在北京，先后有两名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被执法对象当场杀害。城管与小贩之间的争端在各地不时发生，互有伤亡，已成为中国所有城市发展中的不和谐音。这两者的矛盾只是一种表象，深层次还是政府的责任，一边想要城市干净整洁，另一边却不断产生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员。在中国，住在城市就是好大家都知道，看看城市里一条路一年可以反复折腾好几次，行人道的树换好几种，但是农村那些小道可能20年来都没有变过。

　　令城市管理者们头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散发小广告，北京市已经有了处罚办法：情节严重的，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为了城市更加整洁，广州在禁了摩托车之后，又禁了电动自行车，但是看看地铁和公共汽车真是要挤死人，出租车又贵，普通老百姓到底还要不要出来活动？如果政府老怕交通挤，不如再想点其他办法。

　　一直生活在拥堵中的北京人在2006年又一次体会了“非典”时期的宽敞，“中非论坛”的召开使北京交通大大改善，主要是许多车不能进市区了，许多公车被锁起来了。会议一结束，北京又恢复了原样，所以北京人都想套唱云南民歌：“哎罗哎，非洲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知识产权：剽窃有理

　　知识产权在中国越来越得到重视，除了政府积极打击各种传统盗版行为，更是与国际接轨，开始向各种卡拉OK收版权使用费。由于上海、广州的许多经营主对收费标准存在不合理、不合法的质疑，不愿意向消费者转嫁，迫使国家版权局不得不做出了“灵活的收费办法”。

　　中国民间维权运动一直遭官方猜疑，农民因为土地或环境问题群起维权的行动，经常以官方强力镇压收场；然而广州和上海卡拉OK业者的集体行动及当局至今的反应，可能意味着官方对维权运动态度的微妙转变。

　　不过这不仅仅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还有美国人、欧洲人在后面看着呢。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从很多小事做起。譬如盗版之后还有剽窃的狂风，深受广大新一代喜爱的“花儿乐队”被告剽窃，难怪他们的歌曲如此好听。新生代作家郭敬明更是表示看不起其他许多作家，即使被判了剽窃，也只是承认是受了点别人作品的启发而已。

　　最让这些人放心的是，中国从来没有什么人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被弄得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而对于老百姓来说，能够享受廉价的技术商品，似乎就不顾一切了。

　　救灾：冷漠与温情

　　2006年中国灾难连连，川渝的干旱，福建的台风，广东、湖南的洪涝……样样来势汹汹。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的传统美德在普通人民的身上又一次得到了体现——尽管中国人自己都觉得越来越自私和冷漠，但那是对“小事”而言，大灾大难方见人心不泯正义犹存。事实上，在广东粤北地区的救灾行动中，一方面人们在为有关政府的冷漠和庸政而嚎啕大哭，一方面却又能感受到主动抵达灾区施救的义工组织和重启粥棚救济百姓的佛教僧侣所带来的人间温情。

　　这所有的救灾活动中，仍然是政府在起着主导作用，政府也是人们别无选择的帮助者，但政府的种种努力救灾并没有得到社会的一致赞扬，人们反而认为很多事情的发生也有着政府的责任，比如建在凹地里的不安全学校，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就没有投入过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

　　善良的受灾者们在公开的场合往往不能够批评种种过程中的不足，他们只能对迟到的帮助表示感谢。虽然媒体在其中发出了许多思考和质疑，但究竟能改变多少政府作风，是不是要到下一个大灾之年才能得到检验？

　　青藏铁路：天路之惑

　　自三峡工程让全体中国人情绪激昂后，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的正式通车，再一次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大量的人流、物流将以最为简单和廉价的方式从内地进入西藏，但巨大的变革诱惑难以掩盖人们对于西藏未来的种种思索。

　　中国政府把青藏铁路当作改变西藏经济落后面貌的利器，但是一条铁路的通行显然并不能立竿见影马上给一个地区带来什么，交通条件并不能必然地转化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必须看铁路的沿途和两端，究竟能有多少人流、物流从上面通过，并且能够合理地转化为财富。

　　由于西藏传统上对中央政府的经济依赖性，有人担心在许多外来诱惑和谈判面前，它很可能一击即溃。青藏高原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大河大川的发源地，也是世界山地生物物种的一个重要起源和分化中心，由于高寒缺氧，生态环境独特、原始而又十分脆弱。

　　西藏的未来规划是什么模样，尤其如何对待生态环境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冷静而清醒的思考是必须的。

　　食品安全：必须禁口

　　秦中飞短信入狱，被人认为皆因所谓“多嘴之过”。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需禁口者，却是全国人民。

　　15年前将多宝鱼引进中国的雷霁霖教授，很为多宝鱼因含违禁药物而禁售感到痛惜。在他看来，养殖户们之所以敢乱来，是因为他们心里根本没有产业的概念。“他今年投20万养多宝鱼，为的是一年以后赚40万，至于这个产业会不会被毁掉，根本不会考虑。”

　　养殖户们岂只是没有产业概念？更要命的是，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别人生命的漠视。山东是多宝鱼养殖基地，但山东人都不吃多宝鱼，而是运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销售。郑州的涮牛肚是用牛肠做的，卖牛肚的摊贩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吃。推而广之，含有苏丹红的鸭蛋，鸭贩子们自己不会吃；给蛇和乌龟喂避孕药的贩子，自己不会吃这些蛇和龟；给豆芽用激素、给苹果上色的农户，自己不会吃这些豆芽和苹果，给大闸蟹用素(激素、抗菌素)、用荤(往蟹塘里扔动物尸体，让蟹吃烂肉)的养殖户，自己也不会吃大闸蟹……长此以往，这样的情景将会出现：你制造出一种含有毒物的食品，自己不吃，而是推销给别人；但别人也制造出含有毒物的食品，自己不吃，再推销给包括你在内的其他人。

　　人人都在害人，人人都以为自己不受害，岂料天地之间，不害人的食品已是越来越少。

　　权威机构：忽悠哪来公信力

　　权威机构是干什么的？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当然，也包括“错了就改”，但不应该是朝令夕改，朝三暮四，自己打自己一嘴巴子，2006年这些机构的轰动性事件所折射的是我们社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

　　当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宣布在日本宝洁株式会社蜜丝佛陀公司制造的SK-II品牌系列化妆品中查出禁用物质铬和钕之后，国家质检总局并未先与宝洁公司沟通，而是立即将消息公之于众，并通知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从日本进口化妆品的检验检疫工作，有人欢呼“这种做法体现了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与以往一些部门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百般顾虑、拖沓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显然，欢呼者并未细细体味这个“鲜明对比”中的蹊跷，宝洁公司在SK-II全面撤市时就知道“迟早我会再回来的”，这也同样蹊跷，而40天后它真的昂首挺胸地又回来了，更是蹊之大跷也。

　　无论如何，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还都是如假包换的“权威机构”，而“全国牙防组”这个组织就更好玩了。它是干吗的？谁给它的认证资格？没资格却能认证，还一忽悠就是十几年，弄得十几亿中国人都知道了“全国牙防组”的大名，都用着它“权威认证”的牙膏，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一直发现不了？

　　一名牙科医生说得幽默：“如果(全国牙防组认证的)那些牙膏真的什么牙病都可以治，那就不用再买牙刷了，就把牙膏当药膏用就行……”

　　遗产：开发性毁灭

　　电影导演陈凯歌为了自己所谓的宏篇巨作《无极》，肆无忌惮地糟蹋了美丽的香格里拉碧沽天池，事隔近一年之后，终于引来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建设部的干预，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与此类似，山西省左权县“左权八路军总部广场”的开发也受到了种种关注，该工程由于重复规划等原因造成革命文物被破坏的局面，被认为是当地官员的政绩观在作祟。

　　2006年，非物质遗产终于从“世界”走回了“中国”。在数以百计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前，上有中央财政支持下有品牌开发效应，不少积极申报非物质遗产的地方官员似乎已经看到滚滚财源，握有绝对行政权力的官员所带来的毁灭性开发会不会随之而来？事实上，我们国家文化命脉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依旧茫然。

　　甚至连传统的佛门圣地2006年也进一步“不再清净”了， 2000多名世代生活在少林寺周围的农民，在一纸命令之下离开了故土，政府的理由是为了发展少林寺以及周边经济。本是看破红尘的僧人和远避凡尘的寺庙如今也积极参与经济创收，可谓世界之一大变革。尽管政府给农民们盖了新房，但被迫迁走的农民们都流泪了，一个老大娘说：“俺一生都是种地哩，外面给个金山俺都不要，以后不叫种地了，可咋吃饭呀……”

　　佛祖微笑着许给众生美好的未来，面对现世的苦难，他拈起的花，却悄悄谢了，此情此景，迦叶还能微笑吗？

　　纪念活动：忘却之后

　　整整2557年前，孔子诞生了，整整70年前，鲁迅逝世了；同年，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了；整整40年前，整个国家的灾难“文革”爆发了，整整30年前，“文革”又结束了，又过了30年，就是今年，我们在纪念各种应该纪念的人和事，同时也竭力遗忘那些不该想起的事和人。

　　纪念，还是遗忘？这是个问题。有人说中国人是善于遗忘的民族。但是，不管你已经遗忘过多少次，历史总会出其不意地，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不管诞生的还是死去的，不管是胜利还是劫难，我们的纪念都显得沉重，因为每一次胜利都来之不易，每一次个人的或民族的进步都步履艰难，而纪念总在忘却后。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一下在孔庙中摆出热泪造型，试图“慰藉孔夫子千年寂寞”的国学辣妹白鹿鸣，起码她让我们嘿嘿一笑，暂时放松了一向紧绷着的“纪念”的弦。

　　高教：要“高球”还是要饭碗

　　自从1990年代“教育产业化”，大学似乎就开始不怎么干正经事了。

　　在2006年这个年份，出现了天津大学拿着财政拨款去投资风险极大的股市，损失至少在3750万元以上的“事故”；出现了丘成桐炮轰北大引进人才造假，拉知名海归骗取国家项目资金，而北大及多名学者、教育部均卷入纷争，并有涉嫌人身攻击的“掐架”事件；出现了学者断言“北大、清华将被香港大学扫成二流”，以及内地大学领导脸红脖子粗的反驳和尴尬；出现了“今年124万大学生无法当期就业”的报道以及北大、清华的应届毕业生、博士生争聘北京郊区村长助理，更有些大学生、研究生因就业压力大而跳楼自杀的情景；出现了一些高校将高尔夫球列为学生必修课，“给学生一个杆，相当于给他一只碗”的“精英教育”计划……

　　有人说，大学扩招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将社会消化不了的剩余劳动力疏散出去，暂时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但当这些扩招生大学毕业，不得不走向社会时，就业难度不但没减轻，反而更严重了。以前是不上大学难就业，现在是上了大学就业难。

　　一句话：如果大学不干正经事，又没人管它，才会出现很多乱七八糟的“高校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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