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将推出全本(2)

　　“全本”还恢复了婉容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的内容，这段文字当年被删去的原因是怕太过残忍，引起外国读者不愉快的感受。同样在“定本”中被删除的还有溥仪的卦辞，理由是不能够宣扬封建迷信。当时居天津伺机而动的溥仪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一次地卜过卦，卦辞显示国民政府将“化冲而散”。

　　总之，一切涉及国际关系和党的改造战犯政策的有关部分，“定本”都十分慎重，

以尽量避免可能引起的副作用，目的就是使该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也有例外，比如当时删掉的《离婚》部分，就是应溥仪自己的要求，以免影响他和新婚妻子李淑贤的感情。该篇描述了溥仪对“福贵人”李玉琴态度的转变，这个曾经有后有妃的末代帝，成为被改造的战犯后，忽然懂得了什么叫夫妻，什么叫做恋爱。但是李玉琴执意离开，溥仪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该节的末尾写道，“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可信的“自传”

　　不过，与政治审查相比，“定本”更多的删改则完全是从技术层面进行的。当时专家意见强调不要玩弄文艺笔调，要加强科学性，逻辑性。为此要求文字不宜华丽，要与作者身份相适应，换言之，就是要增加该本自传的可信度。

　　“全本”责编孟向荣在《我的前半生出版始末》一文中记载，楼适夷到老舍家做客，看见老舍像是在爬格子。一问情况，老舍正在审阅和修改《我的前半生》二稿。老舍在书上作了文字修改(平均每页均有所批改)，凡错、别、漏字及有问题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记号，如“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应当是“我刚来这里时，很怕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老舍认为，“在末后两三章里，似乎是要解决一切问题，便有表明大觉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说一些道理，而由小见大地说出具体的觉悟来。如：原来体弱，劳动后却能吃30个饺子。”

　　经过专家审读甚至亲自修订过的《我的前半生》“定本”行文流畅，言简意赅。原中国公安文化研究所所长杜元明认为，“‘定本’凝聚了溥仪及李文达和各方面专家的心血，殊为难得。”事实上，正是诸多参与人员集体地精心打造和琢磨，才使得《我的前半生》一书最终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虽然文革结束前只有17级以上干部凭介绍信才能购买，但《我的前半生》还是在国内外引发了很大的轰动。外国进步人士曾报道：“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若将于2007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与1964年出版的“定本”对照，仍然能够发现传主过度的忏悔与专家审查时为塑造“信史”，反而适度松绑的有趣关联。甚至在那个年代，过头的认罪和自嘲自骂也被认为是不实事求是的，反而有悖宣传效果的。从小标题的拟定和称呼的迥异里就可以略见一二，比如原稿中“在羊的面前是狼”，在定本中就改为“家门以内”；原稿称“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定本改为“我和伪大臣们”；“原稿里作者大胆的心理揣摩和大段的文字描述，在定本中则大多被删除，而含糊不清有可能妨碍理解的地方，在“定本”中则往往加以注解，并且特别注重环境及人物的合理合法性。比如在一个最关键的细节，描述向溥仪宣读特赦书的场景，原稿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定本里则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

　　现在，从“全本”中，一个更鲜活的溥仪呼之欲出。“全本更具有文学性，整体风格和行文都完全不一样。”群众出版社编辑孟向荣告诉记者，《我的前半生》全本和定本，作为同源的两本书，今后将同时发行，“并行不废”。而传主溥仪，则在“全本”中留存了一个末日战犯的“完全体验”：“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弱，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审判。”(《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