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事业为何落后于美国

　　赵黎青教授在台下听了9位市长对慈善的解读，很不以为然：“他们对慈善的认识水平显然不高，居然没有一个答对、及格的。说慈善是促进社会公平，扶贫济困，这些政府都要干，但并非做这些事情都是慈善，问题是什么人、什么组织做这些事情！”

　　骆新的第二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慈善事业远远落后于美国？一位市长回答说，慈善工作还不到位，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进一步改善工作的理念、智慧和方式。

　　“政府引导”、“政府带头”、“政府主导”……这是市长们在回答中不断出现的概念，其中一位市长讲得很清晰：“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慈善事业，政府的参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宣传、倡导、组织、策划，政府是强大的推行者和介入者。”

　　骆新显然对这个表达背后的逻辑很感兴趣，他马上追问：“您觉得法律控制下的道德还是不是道德？”

　　“是。”

　　“您觉得在法律强有力的压力下，道德还是道德吗？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力干预，就不可能产生道德？只有通过某种非常强制的手段才能产生道德？那么，慈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还是政府强制下的(行为)？”骆新追问。

　　“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

　　骆新念了一句抄自《中国慈善发展纲要》里的话来诠释慈善：广泛发动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自愿捐赠资产和劳动。骆新提醒在座的市长们，他们刚才所说的有关扶贫济困的社会保障并不属于慈善，而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问题被混淆了，跟纲要里说的有点不一样？”

　　市长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继续坚持己见。目前，帮困助学以及医疗救助正是市长们主导下的各地慈善总会做得最多的慈善工作。纵使骆新伶牙俐齿，依然孤立无援，没有一个市长认同他的观点。“慈善该干什么？我们理解的就是扶贫济困。”李军梅后来对记者说。

　　“如果政府不断地用它的方式来做慈善，其实也剥夺了，或者说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慈善权利。”骆新说。

　　他面向9位市长扫了一圈，希望有人给他一个正面呼应。结果是一片冷场。

　　这一场景预示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仍将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角。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必等看了骆新和市长们的对话，第一天晚上的慈善晚会，我们就感到悲哀了。”一位NGO负责人如是说。

　　论坛第一天晚上，与会代表一起前往无锡新体育馆观看“和谐中华、爱满人间”慈善晚会。晚会中有一项“慈善大行动”活动，由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现场向苏北、延安、新疆等地的弱势群体捐款，然而舞台上对着电视镜头举起银行支票大牌子的，无论是捐赠方代表，还是受捐方代表都由政府官员出场。

　　这位NGO负责人对这种安排很有意见：“为什么捐款者是灵山慈善基金会，却看不到他们的代表？”他为这种“民间搭台，政府唱戏”的做法感到不解，他认为中国慈善发展的健康途径应该是“政府搭台，民间唱戏”。

　　记者把这位NGO负责人的话向雷红霞和李军梅转述。雷红霞的反应最激烈：“简直就是胡扯，政府在这里没有任何私利。第一，我有财政保证，不靠捐赠来养活政府；第二，即便政府过过手，也是从这里送到那里，一个中转站而已。那天政府官员上台举了一下牌子，就是这么一个形式嘛。”

　　学者唐钧的观点，要比NGO负责人的牢骚尖锐得多。唐钧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他在总结发言时说，慈善已经成为政府筹集资金的一个新渠道，成为一种特别的税，一些地方政府对慈善感兴趣，是因为慈善可以“捞钱”。

　　“胡说八道”，雷红霞对记者说，“他如果说地方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政绩，我觉得还说得过去。这个政绩不是去搞形象(工程)，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困难，这种政绩有什么不好？”

　　而李军梅坦陈：“(慈善捐款)目前确实是地方政府财力的一个补充。”看来，唐钧的描述并非无的放矢。在李军梅的日程表里，排第一位的并不是慈善工作，而是招商引资，“为什么？就是养活自己。”李军梅说，现在地方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这种现实下，慈善作为公共财力的一个补充，配合政府进行社会救助，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政府财力增加，地方政府的角色可能要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种直接的行政干预的力度要减少”。

　　这层意思，雷红霞在茶话会上的表达非常生动形象：如果政府扶持的慈善组织长成一棵大树，那大树底下小树小草(其他慈善组织)就很难长大了。俗话说：大树底下长不出好草。因此，雷红霞也认为，将来政府必须退到幕后。

　　这也是本次论坛上市长们的一个共识，无锡市副市长王国中在论坛大会“典型发言”中说得非常精辟：政府今天的有所为，正是为了明天的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