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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马季承前启后的地位无可撼动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9日10:31 中国新闻周刊
从50年代起，马季(1934～2006)就在广播里逗人们笑；80年代，又在电视里逗人们笑。他还发明了小品，参予设计了头几届的春节联欢晚会语言类节目。回忆起他，人们应该微笑。 在相声界，马季承前启后的地位无可撼动。无论是北京、天津，还是东北，相声门中人对他心悦诚服。 有些争议声来自部分相声爱好者：关于由他开创的歌颂型相声，把相声推向电视的功过，与师傅侯宝林的关系，以及“马家军”在相声衰落中的责任。 不管怎样，马季是新社会的人，他说了50年的新相声，是新相声的一代宗师。他的个人荣辱，也都关于这个时代。 2006年12月20日，72岁的马季因心脏骤停猝然离世。12月24日，上万群众涌入八宝山公墓送别马季。现场的警力明显不足，在排队等候进入告别厅的三四个小时内，人群近十次发生大规模涌动，险些酿成事故。 一个淡出舞台10多年的笑星，身后还有这样火爆的人缘，恐怕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那些到场的人里面，有人是送亲师，有人是送朋友，有人是在送别那些由笑声记录的日子。 “为什么要你来？ 就是要你去发展新相声” 1934年，马季落生于北京一个商人之家，家境普通。马季的日子并不好过。还在上小学的时候，马季就卖冰核贴补家用。因为和常连安的亲戚是同学，年幼的马季每每胳膊底下夹着冰核篮子，到老常家开的启明茶社蹭免费的相声听，听到高兴处能从椅子上乐得掉下地来。 到13岁时，学业终于无法维继，马季被送到上海宏德织造厂当学徒。每天早早起来倒马桶、伺候师傅，做最低贱的活儿。如此三年。解放后，织造厂散伙，马季回到北京。1953年，马季凭借还不错的文化基础，考上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和所有“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们一样，马季充满了新生的喜悦。 在上海当学徒时，马季没断了在收音机里听相声，并从学说方言中延续儿时的乐趣。1955年，马季参加了刘宝瑞、郭全宝亲自授课的工人业余艺术团。 上点年纪的曲艺爱好者都还记得1956年的全国职工汇演，那一年的汇演相当轰动，出了几个曲艺人才，其中，最抢眼的是马季。汇演结束后，这几个人遭到各文艺团体的哄抢，颇有点2005年超女的意思。 煤矿文工团在马季争夺战中占得先手，但最终被大师云集的中国广播说唱团夺爱。起初，马季虽然喜欢相声，但并不想当专业的相声演员，他更想去搞电影。团里派老艺术家跟他推心置腹地谈。刘宝瑞对他说：“小子，你说相声有出息，演电影出息不了。”团里的领导则明确告诉他：“为什么要你来？就是要你去发展新相声，不是靠你去说传统相声。”马季的老同事赵连甲对记者说：“50年代人的信仰，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马季在新华书店就是党员、先进工作者。党把发展相声的任务交给他，他就认定了这是他的命。”另外，在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历史上，为广播电视服务，是非常铁的一条原则，“原来就考虑，写什么符合广播的需要，后来考虑写什么符合电视的需要。”在他看来，马季日后率先将相声推向电视再自然不过。 虽然后来的人们对所谓50年代人的“思想境界”看法颇有不同，但马季创作的作品，格局之大，视野之宽阔，不能不说得益于一个相对高的“思想起点”。相声评论人章乐天对本刊说：“马季最好的作品都是将矛头指向一个现象、一个面，而不是传统相声中最常见的一甲一乙站在那儿自嘲或互嘲。譬如他的巅峰之作，讽刺公章旅行的《多层饭店》，将一个群像展现出来，里面每个人都是打着官腔，那么夸张又那么逼真，情节太可爱了。” 马季22岁进说唱团，即担任团支部书记，政治上要求进步。当时单位里每两三个月进行一次时事考核，每回都是马季得第一名。几十年来，马季每天都要躺在床上把《参考消息》看完才睡觉。80年代马季有个流行的小段子叫《新地理图》，里边把好多的世界地名串起来，什么排队上厕所是“伦敦”，桌上放着一个“巴黎”等。那个相声是他一晚上写出来的，但相关的知识是攒了几十年的。马季常把创作题材指向社会上发生的最新动向，他的很多相声里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马季首创了歌颂型相声，一些人认为这是艺术对政治的妥协。马季的徒弟笑林告诉记者，不管别人怎样议论，马季曾在私下明确表示，他对歌颂型相声“终身不悔”。对人们的议论，赵连甲为马季抱不平，“你只看他写《登山英雄赞》，你知道他曾跟劳模张富贵一起生活劳动了半年多吗？他们睡一个炕头，他知道张富贵穿多大号的鞋。他还写过一个段子《地瓜黑斑病》，那是什么样的题材，谁闲着没事会去写地瓜啊！因为他长期在山东文登体验生活，他知道地瓜是当地农民的主食，地瓜生了病，农民就要断粮。他能把地瓜写成艺术品，那是因为他爱那些靠地瓜活着的人！” “马季对幽默的理解十分独到，写歌颂体而让人笑，足见他的功力。”相声评论人章乐天说：“他的歌颂体富于韵律，你听那时的现场录音，连观众的乐都是有节奏的。像《游击小英雄》，什么地方应当谈正事，什么地方应当助兴，哪里插入一首歌，编排绵密，鬼斧神工。在嗓音条件一般的情况下，他几乎开掘了语言上的全部潜力。有人老把时代局限性和艺术性拧在一起说。以前只要缺少一点高大全，就成为白专，现在沾一点革命印记，就打入冷宫，这不是一模一样的思维模式吗？现在听那些东西，你可以不笑，但你必须承认它有功夫。”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艺术工作者，他身上没有曲艺界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没有江湖习气，这个特点在相声圈里是突出的。但他是非常尊重传统的。”马季的老友，单弦艺术家马增蕙告诉记者。马季学习传统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返本出新，发展新相声。 “传统相声他不是不会，只不过普通听众听不出痕迹来。马季初出道曾被称小侯宝林，绝非浪得虚名。他的新相声里，传统相声的根子之深，会让行家震惊。”《空中笑林》节目主持人大鹏对记者说。 马季有个体育题材的段子《3:0》，是从传统的《数来宝》借鉴的；《五官争功》有传统相声《六畜兴旺》的影子；《新地理图》之前，传统有个老《地理图》，就是个贯口活儿，新的和老的最后完全没关系，但借老的出这种新，又让人出乎意料;《海燕》里，渔家女唱的“一筐一筐又一筐”，那其实是传统里“脏活儿”演化来的，而明着的“脏活儿”早作为糟粕被侯宝林大师净化掉了。 “年轻的时候马季除了相声，也就打个篮球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爱好，也不谈恋爱。每天吃完饭，他就到西单游艺社去听别人说相声。他还经常到天津去听，老艺人们都很喜欢他，见了面很亲热，‘马季来啦！’然后想听哪段给他演哪段。他在外面抓了东西(素材)，回来就跟侯宝林、刘宝瑞这些老师们摆，老师给他举一反三，又打磨一遍。”赵连甲回忆说。 马增蕙说：“那时候年轻演员都在一个宿舍楼，住楼上楼下，马季端着脸盆出来倒水，嘴里总哼哼他学的那些相声，单弦也唱。我就没见过一个像他这么刻苦用功的。经常坐那写到多老晚，写的颈椎、腰都落下毛病。” “那个年代，人们都太专心了。如果那时候有钱勾着我们，我们可能也受不了。”赵连甲回忆，马季1956年进说唱团，两三个月后，就因《王金龙与祝英台》《打电话》等作品在全国叫响。到1958年时，马季已爆得大名，同时“作品也是哇哇地出”。六零年到外地演出，侯宝林不在，马季已经可以压轴了。 “现在听是可笑， 当时的感觉是走投无路！” 1957年以前，马季叫马树槐，现在的名字，是进团以后侯宝林给改的。世人都知马季是侯宝林的徒弟，实际上，当时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起儒四巨头争马季。最后说唱团艺委会讨论决定，4人都是马季的老师，侯宝林是责任老师。 4位老师里，在进团之前就认识和教马季的是刘宝瑞、郭全宝，感情上，马季也是跟刘宝瑞最亲，私底下的口风、作派都学刘宝瑞。 “看看早年的照片，马季能搂着刘宝瑞的肩膀照相，他敢搂侯宝林吗？”赵连甲说可能由于性格的关系，马季也好，团里的其他人也好，对侯大师，大都比较敬畏。马季的老同事证实，马季在刚进团时，看不惯老艺人的一些作派，比如染指甲什么的，“新华书店的先进工作者，和旧社会出来的那些角儿们，这想法上能一样吗？” 侯宝林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别人都是木头，只有马季是块玉”。师徒一场，侯大师实在爱马季这块材料，马季也敬侯大师这个泰斗，但在生活中两人始终保有距离。 而在发现马季之前，刘宝瑞跟侯宝林两位角儿之间也有矛盾。文革之初，刘宝瑞曾揭发过侯宝林，但很快，自己也被揪了出来。刘宝瑞未能挺过文革，1968年中秋节，死于专政队，没有棺椁，直接用土埋了。 文革开始后，侯宝林被打成“黑帮”。马季因为旗帜鲜明地反侯，暂时未受冲击。 新一轮运动来临时，当初反侯的马季也未能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与唐杰忠、赵连甲一起被打成“马唐赵反党小集团”。接下来，侯宝林、马季等前后被打倒的人都被送到干校劳动。侯宝林被定为一级劳动力，扛180斤的麻袋，马季因为腰伤被派到伙房，干的却是最费腰的活儿：每天和两大袋面粉，到广场铲煤挑煤，有时干着干着腿就突然动不了了，要人架回去。 讨论马季到底打没打过侯宝林，对于两个都已不在的人，已经没有准确回答。马季的一个老同学曾当面问过他这个问题，马季说：“我没打，我斗了，那时候我不斗，别人也得斗。” 文革后期，马季、侯宝林都从干校回到北京。彼时侯宝林已由毛主席亲点二次出山。有一次侯宝林生病，马季到家探望，侯夫人拉着马季的手说：“孩子，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了。” 文革后，马季成为中国相声挑梁的人物。1983年春晚，当时已经淡出舞台的侯宝林出场，指着马季说：“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我的徒弟马季。”然后指着姜昆说，“这是我徒弟的徒弟姜昆。”此举一般被看作是侯马关系解冻的标志。 在文革后期，从干校放出来的演员们被组织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基本恢复了演出的形式。马季描写中国援助坦赞铁路的名作《友谊颂》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友谊颂》也让人们知道了马季没有被文革压倒。今天，马季的宣传体相声被一些人误解为文革时期相声的惟一声音，其实不然。当时中国大一点的单位，都有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创作自己的宣传体相声。除了《友谊颂》，《烧火日记》《无价之宝》《千里野营一路歌》《机械工人学大庆》等，类似的相声太多了。只不过因马季在广播说唱团，他的相声可以借助广播传播，所以在全国的大范围内，人们只知道马季。 “即使在那样扭曲的年代，相声也在拼命地成长。”马季的师弟，相声演员丁广泉告诉记者。 姜昆就是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名宣传员。发现姜昆以后，说唱团为了要他，马季、唐杰忠在零下40度的天气里做了100多场慰问演出。然后又请侯宝林、郭全宝、赵连甲等为兵团办了40多天培训班。姜昆后来成为马季的大弟子。 “虽然那个年代人们为事业奋斗的思想很纯，但极左路线给人精神上的压力确实太大了。”赵连甲说。他写东西快，人称“赵快手”，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迫要写一个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挖白蚂蚁的段子，写了30多天还写不出来。绝望之中打电话给另一个创作小组的马季，得知马季跟他一样，也憋在那了。还有一次，说唱团军管期间，元旦检查节目，一个军队干部指着马季说：“马季你那个相声要改改，什么‘狗撵鸭子呱呱叫’。你不知道‘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走狗’吗？改嘛！改成‘驴撵’嘛，驴撵鸭子不也是呱呱叫吗？猪撵鸭子不也是呱呱叫吗？另外你们再多编几段相声，现在离春节还20天，你们可以编20段嘛，一天一段。”噤若寒蝉地听完，感谢完领导的关心，马季和赵连甲二人进到小屋，关上房门，异口同声地骂了句:“扯淡！”赵说这些事“现在听是可笑，当时的感觉是走投无路！” “如果让他尽情挥洒��” 歌颂体相声固然为马季所开创，但他的风格并非由此定型。事实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重要性上，讽刺型相声在马季的创作中都占绝对优势。 刚刚粉碎四人帮时的相声，是迄今为止新相声最辉煌的时期，马季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的《白骨精现形记》《舞台风雷》，解恨解气，有血有肉，笑料很多。 然而在大家还沉浸在“伤痕相声”的创作中时，马季已开始转型，他写《北京之最》《多层饭店》，以极端的敏感把讽刺的触角伸向体制内部。其中，《北京之最》因讥谤过于尖锐而很快被禁播。 在讽刺方面，马季曾试图达到何种深度人们不得而知，但一个事实是，在80年代后期，他在相声创作中已大大收敛了对时弊的关注，而将目光投向人性的角度，写了《红眼病》《百吹图》等揭示人性阴暗面的作品。 笑林认为，这部分作品，才是他的巅峰之作。“后来师傅发现再讽刺已经下不了嘴了，就转向了游戏型相声。”笑林说，在人性讽刺型之后，马季玩起了文字游戏，写了诸如《四字歌》《新地理图》等段子。 80年代，马季把相声搬上以春晚为标志的晚会舞台，对相声的命运来说，是一件大事。作为1963年就曾在当年的“春晚”——“笑的晚会”里担任重要演员的马季，1983年，被委任为文革后第一届春晚的总策划。“现在仔细看，1983、1984年的春晚整体结构就是一出大相声啊。”《空中笑林》节目主持人大鹏对马季策划的前几届春晚的总体结构赞赏有加。 1982年，电视的快速普及，已经促使敏感的马季开始思索相声由听觉艺术到视觉艺术的改造问题。他第一个提出，不如仿照表演考试中的“小品”，给相声加上一些形体和角色扮演的部分。那一年，马季组织了个队伍，与赵炎、幺树森一起，扎在北京怀柔县的水库边，试做了13个小品，蜡刻成册，结集成中国最早的小品本子，起名叫《笑的窗口》。后来这13个小品里，有一半的成活率。其中就包括在1983年春晚一炮打响的《宇宙牌香烟》。 “最早的小品，结构、语言、包袱都是相声来的。只能说，马季的感觉太领先了。”赵连甲说。马季后来创作的一些很被看好的作品也被杀过，渐渐马季就和春晚不再沾边了。姜昆说马季是“夹缝中生存”，笑林也说：“我师傅他这一辈子，如果让他尽情挥洒，唉……” 小品和相声在电视屏幕上分庭抗礼了很多年以后，最终抢走了相声的风头。一向先知先觉的马季此时也只是隐约预感，他说：“或许，小品就是相声的未来。”但是马季从不后悔把相声带上了电视。相声能从200多个曲艺品种中脱颖而出，电视帮了很大的忙。 1987年马季的一场大病，不仅为最后的故事打下伏笔，也成为马季事业脚步转缓的分水岭。那年，马季在长沙突发大面积心脏血栓，住院3个月，其间报了三次病危。三徒弟刘伟一直随侍在侧。 马季发现刘伟、冯巩是在1975年，那时他听说天津有两个中学生说相声好，特意跑去听，第一次见面，听完了相声，马季说的话谦虚得让刘伟惶恐，他说：“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礼拜天到我们团去坐坐。”1989年，刘伟结束了短暂的海外生活回国，那时候冯巩已找了新搭档牛群，刘伟非常失落。马季很着急，说“我们要像抢救大熊猫一样抢救刘伟。”他想方设法让他上春晚，还说服自己的搭档赵炎给刘伟捧哏。虽然马季竭尽全力，但当年以“帅”著称的刘伟，后来的发展依然让马季和相声爱好者们心疼。 “都说我是马家军，我不是个好老师” 直到2000年以前，马季还断断续续地参加演出，但从1991年开始，马季就开始了事实上的沉寂。他写书法、钓鱼、开车，年轻时除了打球没什么爱好的他开始在这些雅趣上流连。但是，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还是每年去年轻时体验生活的两个基地——山东胶东和湖南桃源住一段，那里多的是老朋友。 2006年9月，中国曲艺界的最高奖项牡丹奖将终身成就奖颁给马季。致辞时马季说：“我拿这个奖项很惭愧，在我前面有五六代相声演员，他们都把终身奉献给了相声艺术，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他们的。”说到此马季声泪俱下，在场很多人也感动得哭了。 “我听见马季连声喊叫也有几年之多了。”赵连甲说，马季当然不是喊叫人们去研究自己，而是指出，相声没好作品，是因为演员不深入生活！在今年看完一次曲艺汇演后，第二天的座谈会上，马季在发言中，直指“相声表演很低劣。”还说:“都说我是马家军，我不是个好老师。” 马季在90年代后半期隐居的生活里，一直在有意地躲避媒体，在公众面前很少发表意见。但在私底下，他对相声、对徒弟的看法直言不讳。他曾对徒弟说：“你们坐在屋子里编的东西好不了，你实在没处去体验生活，就搬一小马扎坐马路牙子上看上半天也行，要怕人认出来戴一墨镜。”话是这样说了，但事实上，徒弟们依然没谁真在马路边坐过。 马季收了20个徒弟，前面几个，如姜昆、冯巩等成名很早，但他们都没能把相声一直说下来。姜昆搞网站、冯巩拍电影、笑林主持农业节目，对这些，马季没有反对过，他一厢情愿地把这些都看成是为相声“体验生活”，他老对徒弟们说，“有了这些生活，等将来翻回头再为相声服务……” 事实上，马季也曾染指商业活动，出任过某企业的顾问。他不拒绝商演，90年代，一个老朋友邀他去外地演出，只是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虽然不反对自己的徒弟去找别的事由，但对相声人才的流失，马季是心知肚明的。在去年全国政协会议上，马季痛心疾首地批评说唱团把注重人才培养的好传统都丢光了。 在有生之年，马季一直想办相声学校，改变传统的口传心授模式。马季常对弟子说，“在做人方面，一定要摒弃一些旧的东西，有文化一些，别让外界笑话我们没文化。”今年相声大赛，出了两个清华大学的在校学生，马季非常高兴，已经宣布要亲自教他们，还准备了教案。 郭德纲在成名之初曾遭到所谓相声界“主流”的打压，有人就猜其中是否有马季的弟子。在采访中，不止一位马季弟子向记者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某些“年轻演员”的低俗化倾向。马季在世时对郭德纲的态度如何呢？德云社方面给记者的答复是：“很支持。曾经有人找到马先生想让他出面做一些对德云社不利的事，但马先生不做。据说马先生对此的基本态度就是：我们相声界出一个人不容易。现在我们的‘德云社’三个字就是马先生题写的。” 赵连甲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明确表示，自己与马季对郭德纲都是支持的，“可能我们上了岁数，嫉妒心不那么强了。” 马季的作品向来在政治上紧跟时代，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某些特别的优待？赵连甲听了哈哈大笑，“他经常赌气不上团里去，还说过很多电视台肯定用不了的相声。他一进团，确实是重点培养对象，但后来的地位，全是威望所至。” 马增蕙说，有一次见马季为一个很好的捧哏演员工资没提级而打抱不平，气得直掉眼泪。同为侯宝林弟子的丁广泉则对马季的爱听相声印象尤深：“凡是有相声，他知道的都看。他在自己家电视上看别人的相声能笑得前仰后合。他是最好的演员，还是最好的观众。”丁广泉说：“马季年纪大后对相声创作和相声演员曾有一些尖锐的批评，我们知道那都是非常由衷的，是为了相声好。” 得知马季逝世的消息，赵连甲一宿没睡。1972年底，赵想把两地分居的爱人调到北京来，那时候要“调干”必须有房子，马季就把自己住的两居室借给他一间。后来赵生了女儿，马季用自家半个月的肉票买了二斤排骨给他们提来。 对马增蕙来说，有一件事十分遗憾，今年10月18日，是她和老伴的金婚纪念日，那天马季写了字，加上一个工艺品托人送了来。还打电话说太对不起，真应该去的。马季说他现在住到天通苑，清静是清静了，但是离大伙儿远了。对50年代的老同志太想念了，一眼看去也没剩下几个了，说忙过眼下这个电视剧，绝对要安排大家见见。 马季是个念旧的人，多年来一直与13岁在上海当学徒时照应过他的师哥保持着联系。每次马季到上海，都会宴请师哥嫂子及他们的亲戚一大家子人。此番，80多岁的师哥执意要来北京吊唁，被马季家人劝阻。 无论是创作上，还是为人上，马季都曾做过直率的检讨。在前年的70寿筵上，马季也曾当着在场来宾的面说，“我马季有很多不是东西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不管怎样，马季一生求新，创作的兴旺期长达30余年。他的创作印记与新中国诞生以来走过的脚印完全相叠。他一共创作了300多段相声，其中大概有十分之一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艺术家，自认为自己做的事是为一个宏大的目标服务，或许这正是马季他们这代人不可超越的根本原因。没有这个目标，就没有这么旺盛的斗志。”章乐天说：“马季的徒弟们就不同了，他们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一个大的敏感群体。当宏大叙事不存在了，人人都必须考虑自己去向的时候，他们的迷失是必然的。马季这一代人心无旁骛，他们认定了一件事，是值得拼一生的精力和名誉去做的。时代没机会哺育这种人出现了。” （记者 曹红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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