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管县”探索：打造扁平化的基层政府

　　从现实情况看，行政管理层太多导致中国出现很多问题，诸如财政开支过大、管理效率低下、中央政令下达不畅等。 “省管县”是否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采写/《小康》记者 秦海霞

　　“强县”义乌扩权

　　2006年12月9日，细雨微蒙中，《小康》记者来到义乌，“繁忙、活力”是最先能想到的词汇。整齐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完善的基础设施，令人难以想象这个地方在行政区划上仍是个县级市。

　　2006年11月底，浙江省第四批“强县扩权”试点公布，义乌成为惟一的试点。虽然在义乌街头，记者发现相当多的市民对此并不了解，甚至有市民好奇地询问记者哪里知道的消息，但义乌人对于自己城市经济形势充满了自豪感，载着记者到国际商贸城的司机小吴在谈及义乌和金华的经济总量时说：“相比义乌，那里的经济是小CASE了。”

　　“义乌是浙江中部乃至沿海省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县级市，”浙江省省委政策研究室财贸处处长方元龙这样评价义乌，“义乌扩权，正是在此意义上的新创举。”

　　义乌人口68万，外来人口达到100万，已经是规模很大的大城市构架，方元龙用“就像大人还穿着小孩子的衣服”来形容义乌的现状。除了公检法力量不够外，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不能在县级地区设立分行，海关、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县一级也都没有。与此同时，义乌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金华，如果不给它更多的权限，将对发展势头强劲的义乌带来很大的束缚和障碍。

　　义乌的小商品交易成规模后，也带动了会展业、物流业、电子商务。目前浙江第三产业的平均比例是40%，而义乌则已经超过了50%，商贸业、服务业、物流业、会展业非常发达，在全国都属前列，但县级市的管理体制及规模远远不能满足这些行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浙江的全面小康水平在2005年已经达到了83.4分，现在浙江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就涉及服务业产业高度化、城市化与经济国际化的问题，义乌在这些方面都是领先的，如果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将给地方管理提供一个相当好的范本。

　　义乌政府部门以“领导指示一定要低调”为理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但从各方面资料可以看出，经过这轮改革，义乌已经拥有了几乎等同于地级市的事权。浙江省有关部门介绍说，此次试点主要内容，一是扩大义乌的经济管理权限，二是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三是扩大义乌推进城市化国际化功能的政策权限。

　　方处长表示，浙江省委常委会已对义乌扩权形成决议。赋予它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帮助它建设国家在县级市不能设立的机构，比如商业银行分行、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其他事权也逐步从金华移出。国家有法律明令禁止的重大事项和规划还是要经过金华的，如果法律规定可以委托的，可直接委托给义乌，不需要经过金华。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一般情况下，地级市就不要干涉县级市的发展。”

　　难以复制的浙江模式

　　此次浙江在义乌的“强县扩权”措施之所以吸引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与“省管县”的讨论合拍。

　　2005年10月18日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未来五年要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对县的管理体制。”尽管这一表述仅指财政管理体制，但“省管县”的话题，还是吸引了许多人对新时期行政制度建设探讨的强烈兴趣。

　　浙江通常被作为“省管县”的成功范例。2005年“全国百强县”中，浙江占去30个，将近1/3。这也意味着，浙江省的36个县和22个县级市中的一半名列其中。在很多观察家眼中，浙江省强大的县域经济与“省管县”的体制密不可分，甚至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浙江的“秘密武器”。

　　但浙江人却对自己成为“省管县”成功范例的说法不以为然。浙江省很多官员与学者都认为，浙江省目前只是通过把经济发展快的县的财政管理权限拔高，以减少管理层次，虚化地级市的管理权限，但行政体制上并没有拿掉地级市的功能，因此和严格意义上的“省管县”不是一个概念。

　　除了财权之外，在人事权方面浙江省也有其特色，县的两个一把手由省里直接任命。宁波大学法学院朱亚芬分析认为，“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从省里选材，不论是选材面还是质量，都要高于市级选材，这样就给县级带来强大的活力。”而如义乌等地连事权也拥有之后，将取得更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

　　浙江成为很多省份效仿的对象，从2003年开始，山东、福建、湖北、广东、河南、河北、吉林、江苏等众多省份出台的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文件中，“强县扩权”成了制订相关政策的主基调，有的地方还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抢抓扩权强县机遇”的口号。但在效仿过程中，大多数地方的进展并不大。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浙江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

　　1980年代初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当其他省份纷纷开始撤销作为派出机构的行署地区而实施市管县体制时，浙江却避免了这一做法。虽然当时浙江也很快开始了撤地建市的过程，但并没有把财权人事权交给地级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浙江当时的现实情况密切相关。当时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强劲势头已经显露，到1994年，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仅30个发达县的财政就占到省财政盘子的70%，很多地级市都不如县，比如绍兴市经济实力不如绍兴县，金华市不如义乌等等。

　　经济强县发展越快，在经济事务、社会事务管理中碰到的问题就越多。在这个意义上，浙江省分别在1992年、1997年、2002年三次对经济强县进行了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