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保持稳定还是要靠政府

　　镜鉴

　　明朝的米涨价了，小说家说，政府应当“静听民情”

　　明朝那点米涨价的事

　　-李子

　　国内一些地方的粮油价格近来出现上涨，这是近几年来少有的现象，于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抛售储备粮，也就是增加市场供应量，这无疑是正确的应对措施。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有关部门对市场与价格的规律有了相当水平的认识，不再动辄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了。 政府已经意识到，即使想在市场中有所行动，最好的办法也是遵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交易者之一的角色行事，而不是试图压制交易、人为控制市场。

　　当然，现在最好还是暂时不要断言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打算。毕竟，粮油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大。假如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时， 是否会出现如限价令那样的反市场措施，这还是一件有待观察的事情。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在必要时推出价格限令，这依然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民间舆论。在许多人看来，假如一切正常，市场当然可以自发运作，但是，如果出现了如价格大幅上涨、供应紧张等局面，就不能把缓解局势的希望再寄托在无法控制的市场自发运作上，这时需要的是精心设计的人为措施，比如价格禁令、流通限制等等。也就是说，发财致富可以靠市场，但是，保持稳定还是要靠政府。

　　一般以为，市场经济是西方传来的洋玩意儿，这种认识也是一些人动不动强调市场局限性的心理基础之一。既然是外国人的玩意儿，必定不会完全适应中国国情。可是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类普遍行为规律上的社会体制，并不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如果没有特殊的压制和破坏，市场经济总是会顽强地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出现。通过交换来谋求生活的改善，这是最频繁进行的、不可能被彻底压制的人类行为之一。

　　中国历史上同样普遍存在着市场经济。特别是在汉、宋、明等朝代时，中国已经出现了颇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贸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甚至海外市场也被开拓。但是，由于正史对商业的轻视，流传下来的这方面的史料并不丰富。

　　明朝时出现的供市民阅读的新文体——小说，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小的史料作用。明代小说中，普通市井商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大量描述，而以往历史记录几乎只关注国家政治大事。读这些小说，会惊异地发现，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水平往往是今天的许多人还没有达到的。

　　以本文开头提到的粮食价格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许多自然灾害都会导致粮食的歉收和供应的紧张。相比于现在，粮食的供应不足在当时人们心中引起的恐慌肯定要大得多。那么，明朝人准备在这时做什么？

　　在著名的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 越发米不入境了。”可以看到，作者凌蒙初直接表达了对政府“严示平价”，也就是限制价格做法的不满，认为这直接造成了“米不入境”，也就是没有人从外地运来粮食缓解饥荒。

　　作者继续写道：“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

　　看来，作者认为，在出现饥荒时，政府只应该“静听民情”，放任市场自发调节去增加供应，而不是去干预市场——“生事”。这时，粮价当然会上涨 ，但粮价既贵，自然就会有贪利的商人，从外地运来粮食赚钱。他们在赚钱的同时，当然也就增加了市场供应，缓解了供应的紧张局势。他们虽然依靠供应的紧张盈利，但他们实际上正在每日每时地瓦解粮食供应的紧张。

　　而那些囤积了粮食的人，假如政府强迫他们拿出粮食来，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抗。道德家在这时会发现大量的可供谴责的邪恶。但再多的谴责也不如放开价格效果好。只要放开价格，囤积者出售存粮，就是最合算的事情，自然会“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贵价动员起本地的囤积者和外来的商人共同为增加供应而努力。这种局势，除了让道德家无人可谴责而感到失望以外，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但道德家总是大有人在的。作者严厉地指出：“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俱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仰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 反致越荒的。”

　　既闹了饥荒，“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便要禁止自发交易、限制最高价格。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把尽可能多的粮食留在本地，保证粮价不继续上涨。 但一旦禁止交易、规定价格，就会有恶徒借执法之机“诈害”百姓。而且，价格限制之 下，家中存粮的人和贩卖粮食的商人，既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苦经营，去充当恶徒欺凌的对象。即使百姓愿意高价买粮，但因“俱怕败露受责受罚”，商人也大多不肯经营。 于是，“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这时，道德家们也许也会谴责恶徒，认为经是好经，只不过被歪嘴的和尚念坏。酷吏甚至会动刀杀人，但无论怎样，只要价格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终结局只能是“救荒无奇策”。其实，经本来就是歪经。饥荒虽不是荒政造成的，但正是因为“腐儒”的荒政，饥荒才久久不能解决，更多的人因此而受害。“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不知有多少本来可以幸存的饥民，正是被“腐儒” 们用基于愚蠢的一片好心送上九泉路的。

　　明朝人就已明白的道理，三四百年后的今天，不明白的人还比比皆是。这种知识进步的缓慢状况很令人慨叹，但仅仅慨叹是无济于事的。应该做的是更努力地去向当代的“腐儒”们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解释人们自愿竞争和合作在解决问题上的巨大能力。这种努力一定是长期而困难的，但这是当今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记者 郭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