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民国暗杀第一人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31日16:44 新世纪周刊

  -余世存

  一说到革命,我们总有一些想当然的理

  解,“革命年代”如此,“犬儒时代”也如此。其实,考察革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革命远非这样人物阵营清楚、线索简单的事。革命者和革命道路千差万别,尤其是革命者一旦脱离了制度性的建设,其革命就非常艰难。在现代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革命者,不幸的是,当时和后来者都把他当作一个杀手,今人甚至直接把他跟恐怖分子挂钩。

  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字九光。他自幼聪颖过人,曾参加前清末科考试,名列前十名。 辛亥革命爆发时,王亚樵才20出头。在上海王亚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他在寻找出路时结识了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王。他在鱼龙混杂的上海谋生时,跟一些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为求自保,众人打造了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自成一派,人称“斧头党”、“暗杀团”,一时名震上海。连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大亨也对他有所忌惮。

  有时革命年代盛行暗杀。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之死,俄国革命中的列宁被刺,都是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信仰、认同感和革命意识多样混乱的国度,一旦革命风起,不仅反革命者心仪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就是革命者也不反对对手的消失。从良弼之死到宋教仁之死到廖仲凯之死,从吴樾到汪精卫到陈其美,从复仇到政治暗杀,短短的三四十年间,较大的暗杀事件就发生了数百起。由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中,民国暗杀几乎成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时政要素”,这一政治元素大概只有春秋时代堪可比较。

  1927年,宁、汉两派

国民党“清共”合流,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对革命者的大屠杀,极度伤感愤怒。其言行让老革命家如柏文蔚、陈铭枢都为他担心,陈当面劝他:“你怎么如此大胆?公开反对清共,反对总司令,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在蒋介石下令缉捕王亚樵时,王幸而逃脱,从此跟蒋势如水火。

  1931年6月14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遭刺客狙击,刺客朝蒋连开三枪不中后被卫队击毙,蒋介石下令不要声张,就地掩埋杀手。1931年7月,宋子文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同车抵达上海火车站,宋的秘书因穿着跟宋一样而被王亚樵的人误杀。

  1931年松沪停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王亚樵跟韩国革命党人安昌浩等人商议,决定由韩人进入会场用定时炸弹轰炸日人。3月28日,大会当天,定时炸弹爆炸,连台带人轰至半空,炸毙侵华司令官白川大将,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

  1935年11月12日,青年孙凤鸣在南京朝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其中一发子弹最后导致汪精卫在东京帝国大学

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这都是王亚樵的杰作。沈醉曾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但王亚樵自己并不满意他的作品,他的首要对象是蒋介石,却一而再地丧失机会。到孙凤鸣行刺后,蒋的杀机已经一日也不可止。于是戴笠奉命用计暗杀他未发迹时的恩人、拜把兄弟王亚樵。1936年9月20日,以民国暗杀第一人称名于世的王亚樵被戴笠暗杀。

  无论如何,这是可称为因果使然的,革命者的突围没有成功。当暗杀在人生的流逝中主导了一切时,目的和手段都已经消失,结果不一定如意,但过程肯定是可以泄愤的。无论如何,对王亚樵来说,这又何尝不是求仁得仁的结果。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

  遗憾的是,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少有人对王亚樵的事业有着同情的了解。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憔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某部负责人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憔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借倾家荡产,千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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