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中美关系和中美战略对话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

　　对于中美关系中的美国而言，有一项重大窘境，即缺乏真正内在连贯的、能有效应变的对华大战略，这主要在于近年来使得美国的决策者和对外政策思想界深感头疼的两难：遏阻中国发展不仅内外力不从心，而且在战略上大有不对称甚至不相干之弊(美国的军事优势至少至今在根本上无碍中国的经济腾飞、外贸剧增和外交影响大扩展)，何况它很可能起“自相预言”式的反作用，“包容”中国则大大增进中国的力量发展和影响，形成和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巨大经济依赖及其包含的重大制约和易受伤害性，同时并无可以据此按照美国意愿和意识形态根本“改造”中国的确凿希望。

　　这一根本的战略形势或战略困难大致有如一位在国外的观察家所指出，如何认识和应付正在上升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战略家们百年来未曾遇过的全新课题。“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完全不同于美国以前遇到的任何一个被视为对手的强国。其原因是，在双边层面，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转型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因此美国对其发展方向无法做出长期的预测；由于中国既愿意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又不回避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因此美国对其敌友身份无法自信地做出确认；由于对中国既怀着期待又抱有疑虑，因此美国在双边交往中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而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由于双方利益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和广泛，因此美国在很多事务上投鼠忌器，难捏分寸。”

　　布什政府近一年多来的若干言论(特别是先由副国务卿佐利克公开提出、然后由布什总统本人重申的“利益攸关者”概念)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国大为上升的世界政治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改进，并且已经开始考虑和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的意义上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这崛起。与此密切相关，美国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和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并且尝试特别在亚洲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比较系统地增大其他一些方面的对华协调，并且在美国总的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议程上将这协调置于更突出、更重要的地位，包括更多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大幅度但仍有保留地“迎合”中国的某些立场或要求。

　　中美关系中的中国

　　近年来，中国政府比过去显现出更连贯、更成熟、更高效地的对美大战略。总的来说，那就是一方面坚持维护自己在各方面的紧要利益，不对美国做单方面的重大退让，同时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持之以恒地防止美国形成强烈的被利用感和未来威胁感，认真注意控制可谓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较快增进的在经贸、

能源和原料以及军事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积极谋求战略性的增信释疑，必要时做出适当的妥协举措，逐渐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国际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关于国际政治和全球性重大问题的磋商范围和磋商深度，同时尽可能发展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和有选择的战略合作，包括经仔细权衡而在更多一些问题上更大幅度但仍有重要保留地“迎合”美国的某些立场或要求。

　　中国政府这么做的一个根本的战略效应，是维持和增加美国在阻滞中国崛起方面的困惑、犹豫、无奈和其他局限，尽可能促使美国政府较多地追求对华协调与合作，争取美国逐渐较多地适应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将和美国一样，以实际上具有选择性(甚至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对待“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潜能或前景。总之，中国以积极和复杂的政策体系对待重大发展中复杂的中美关系，以便维护、 巩固甚至延展中国得以实现和完成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使这一时期里的综合外部环境对中国的根本国家目标愈益优化而非恶化。

　　更广泛更深刻地说，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国家方向或国家纲领有其越来越明显的根本的大战略裨益，这在对美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和平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外交纲领、外交风格和外交技能的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带来的威望力和劝阻力等等：所有这些力量或权势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这样的力量是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发生和后果方面相对最可接受的，因而一定意义上是最无敌的力量。虽然和平的权势资源发挥的政治效应有时不那么完满或高效，而且往往作用缓慢，但是它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而且效应相对经久。在中美之间总体上的“不对称竞赛”(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竞赛 vs. 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中，逐渐取得总的相对领先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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