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对话的意义和前景

　　中国“和平崛起”观念体系和相关战略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连同“和谐世界”理念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是世界政治基本性质在当代多年来发生着的变化，那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家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在1985年著书强调的“贸易国的兴起”，或者是1977年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和论说的“复杂的互相依赖”。在这样的变化中，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在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以及“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愈益增多同质性(这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市场和现代经济一种“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的兴起以及作为“和谐世界”理念提倡国的思想和实践贡献，无疑是顺应和推进世界基本潮流，因而具有巨大的历史性便利和可观的历史性前景。

　　世界秩序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决定，而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则由哪个国家载体——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的国家载体——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决定。假如美国自冷战结束前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世界新秩序”论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假如布什政府尤其自9/11往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政治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那么世界秩序方向本会是美国式的，不管是美国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还是美国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后一种假设情况下，世界大多数重要国家都迟早会乐意地或被迫地奉行现实主义权势政治哲学，从而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权势政治的世界。然而，越来越明显，冷战结束后至今真正成功的巨型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作为“贸易国兴起”的成功，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哲理和根本战略的成功，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功，中国国际交往方式或和平外交的成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影响和参与塑造世界秩序方向。

　　中美战略对话的意义和前景

　　中美两国政府已开始了议题广泛、并且可望愈益系统的定期战略对话。除了两国间一系列基本的双边战略性/军事性问题外，这战略对话还涵盖对中美关系总体已变得头等重要的结构性和政策性经贸矛盾以及

　　中美战略对话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领域的摩擦、互疑、对立或竞争，它甚至一般来说难以立竿见影式地大大缓解其中大多数领域内实质性的中美矛盾。尽管如此，它依然有显要的意义。首先，它基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大为上升的重要性的显著增进了的认识，基于华盛顿关于争取系统地增进对华协调和合作的基本意图；其次，它初步有了可用作理念框架的概念，即“利益相关者”，以便有可能将各项专门问题在深层意义上“串联”起来，使相关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战略方向感；第三，中美两国政府有了一套周期性讨论平台，可赖以较集中、较具体和较多方面地“摊开”问题、说明立场、听取解释和增信释疑，并且可以便利在条件积累成熟时从战略高度解决中美之间的某些重大问题。

　　较长远地看，中美战略对话可以、也颇有可能促进造就“中美关系体制”。 可以从国际体制理论界定的四要素——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出发谈论之。在“原则”范畴内，除了最一般地规定中美关系的可取的根本性质外，首先需要界定中美关系体制直接涉及的各基本问题领域(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军事关系、外交影响、国际安全、全球性问题)，然后需要笼统地确定两国各自在这些领域内的可被对方接受的根本利益，并且同样笼统地宣示决不侵害对方的此等利益。此外，还需要确定关于中美危机处理和争端处置的最一般原则。在“规范”范畴内，首先需要界定上述每个基本问题领域包含哪些较具体的分支性问题，然后笼统地确定各方在每个这样的领域内的基本利益、主要意图和应有的基本行为规范。

　　“规则”范畴的内涵一般要求足够具体和尽可能细致，它们在中美两国间为之打交道已久并且相当深入的一些问题(例如台湾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相对而言较易成就，而在其他问题上需要耐心地逐渐争取形成，唯在危机处理规则的形成方面需要尽快。最后，在“程序”范畴内，愈益频繁的中美最高级会晤、“热线”联络、其他高层会谈、周期性的战略和经贸战略对话等已形成了颇好的基础，现在首先需要充分发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功能和将已有“程序”进一步予以系统的整合。

　　有如本文作者在过去一年多里反复强调的那样，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持续下去为前提，美国在今后一个不大会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很可能愈益倾向于认真考虑甚至最终采取中美关系的某种和平的“最终解决”，即区分不同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力量对比和影响对比，以势所难免的中美分享优势取代保持不了的、美国的近乎全面的优势。这意味着接受未来中国特别就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政治影响而言的很可能形成的领先地位，接受中美间的相互战略威慑和中国主要在近岸海域(以台湾东岸海区为界线)的对美军力均势甚至边际优势，连同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台海两岸统一；与此同时，美国相对经久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世界和中西太平洋军事优势以及在其他某些大区域的外交影响优势。这将是美国最终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和平崛起。换句话说，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持续下去为前提，愈益有可能实现基于“权势转移”的“格局转换”，由中美分享不同优势取代广泛的美国单边优势。中国的基本战略以及中美战略对话，加上可以通过中美战略对话而来的中美关系体制的逐步形成，将促进这一重大趋势逐步进展，以至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