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私塾学生全日制读经典 专家称佩服家长勇气

　　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此前表示，非义务教育以外例如私塾的各类学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申报有关部门，按照有关部门程序批准也可以办。

　　这样的松口让昆明乾元堂的主人李老师有点吃惊，他说真的有这回事吗？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得收着点。乾元堂就是一所私塾，偏处一隅，七、八个孩子远离现代教育的学校，全日制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而乾元堂的主人李老师也一直在多个城市漂泊，包括跟着他的孩子。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所以教育专家们都说根的继承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脱离现代教育，不学计算机，不学外语，不学数理化，全日制的读经典又是否妥当？而读经的另一种形式，比如明生书舍的课外读经班似乎更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尽管现在读经班也仅有100来个孩子。教育部的松口，存在的“合法性”与教育的“合理性”确实还值得我们思考。

　　上海的专家建议说别把龙当作中华民族的图腾，立即遭到了大多数国人的反对，很多人英勇的跳出来说我们是龙的传人，这说明我们的国人还是认同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韩国申请端午节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事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思，这样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在事后，已经把洋节看得比中国

　　建在山头的昆明“孟母堂” 全日制读经典习书法练古琴

　　昆明昌源路口，一条裸露着黄着皮肤的羊肠小道向山头蜿蜒，路上散落着牲畜留下的粪便。山头有一民房，百来平米的单层平房，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昆明城的黄土坡片区。门廊前挂着三个字：乾元堂——一家避开闹市却又在城市之上的私塾。

　　私塾的主人姓李，一个穿着布衣长着长胡子的中年人，说话的时候经常会有四书五经里的言语迸出来，就像随时挂在脸上的微笑一样自然。7、8个孩子，有云南的，有四川的，还有广西的。从《三字经》到《老子》、《庄子》、《易经》，这群远离现代教育的孩子抱着古文从太阳出来读到星星爬满夜空。

　　建在山头的全日制私塾

　　联系李老师已经是前几天的事情了，打电话是一个小姑娘接的，那是他的学生，电话那端传来脆脆的声音：“他到广西去了，可能是明天回来，也可能是后天回来。如果是今晚上车的话，就是明天回来了。”

　　终于见到李老师是在三天之后，我们约好在他的私塾见面。但是要找到他的私塾确实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情，我们的车在昌源路口转了好几个圈圈，两次打电话给李老师也没有问出很具体的东西，比如某个标志性的建筑，比如告诉他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最后李老师说出来接我们。

　　昌源路口，一个着灰色布衣布裤的中年人，留着花白的长胡子拿着一部小灵通站在街道的旁边张望。在人群中，我们迅速的就找到了李老师。致力于传统经典教育推广，建私塾、教孩子读《老子》的老师应该与街上的现代人有着不同，至少在穿着上应该是这样的，跟想像中的没有什么区别。

　　乾元堂就在街道后面的山头上，一间100来平米的民房内。“我的想法就是避开闹市区。”如果不是李老师出来，我们还真找不到这个地方。进门后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客厅，中间有几张桌子拼成的一张大桌子，旁边围了一圈长凳。桌上放了一个笔架，上面挂了7支毛笔，旁边还放了一些白纸，这就是平时孩子们上课的地方。正对门的墙上有两个书架，一个书架上摆满了《老子》、《庄子》、《楚辞》、《孟子传》、《黄帝内经》等，另一个书架上摆满了碟，碟的内容颇为丰富，里面还包括了一些西方音乐。书架下面是一张椅子，那是老师坐的，而学生则围着桌子坐一圈。

　　房租一个月是400块钱，里面有5间小房，李老师和学生都住在这，还包括日常的生活。“房租不算贵。”这也是李老师选择此处的原因所在。

　　把传统文化经典融到孩子血液里

　　乾元堂的门口有一个小院子，院子很小，没有围墙。长着树还有杂草，晚上再有昆虫唱歌的话，倒真有点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的感觉。学生并不多，也就7、8个人，还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广西的，四川的，还有昆明的。很多都是朋友的孩子，当然也有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后自己送来的。这其中还包括李老师自己的两个孩子，女儿大一些，今年已经16岁了，儿子要小一些。正在我们交谈的当头，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子走了过来，李老师说小男孩《易经》比他背得还熟，在李老师的要求下，小男孩丫丫的就开始背了起来，还比较流畅。

　　“虽然他能背，但是这些意思他能明白吗？”“虽然不明白，但是不管是《三字经》、还是《百家姓》或者《伦语》，中国血统的人对于自己的东西都有一种情结。对于这些小孩来说，最先的是让他们发声，让这些经典融到血液里面去，今后在待人待物，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典里面的东西就能直接的从脑海里跳出来。”李老师说他也跟孩子们一起读，平时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会用里面的教导来平息自己。

　　孩子们在这上课的内容其实也算比较丰富，除开读古代的经典以后，还有书法、绘画、古琴的学习。“你会不会下围棋？”“会的。”“虽然你会，但是你可能下不赢他。”李老师指着刚才那位五岁的小男孩，小男孩是昆明的，虽然没上课了，但这几天还是呆在私塾。平时上课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外面来的，大多是义务的。比如教古琴的老师就是南京的，每年都会过来教教学生。所以这里的孩子上课都比较随意，古琴老师过来的时候那段时间的学习就集中为古琴了，而在其他时间，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念书了，就读经典，当然也可以绘画或是书法。而绘画和书法大都是“乾元堂”的创办人李老师自己手把手的教，这是他所善长的。在乾元堂的墙上就挂了好几幅李老师创作的油画，而李老师的隶书、楷书等毛笔字也写得相当不错。

　　而除开这些以后，孩子学的还包括家务，有一段时间，不管来多少客人，家务活都是学生们自己干的。很多时候，孩子们还在李老师的带领下走出去学习，到省外一些私塾去学习上一段时间，比如攀枝花，比如湖南。

　　孩子远离现代教育全日制读经典

　　“儒文尔雅，通达传统经典，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基因，没有这个基因的话就变异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老祖宗留下的文化是必备的。”这是李老师阐述的观点，同时这也是他之所以要致力于经典教育的推广的原因了。“书法不会、古琴不会、儒家的涵养看不到。”李老师说一些作为国人必备的素质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包括他自己这一代也是断层的。这样的断层让他忧虑，而现代的教育也给孩子弥补不了。

　　在乾元堂的7、8个孩子都已经脱离了现代的学校教育，包括李老师自己的两个孩子，大女儿在小学上了一年级之后就辍学跟着李老师学习了。“进到我这个传承里面，我就负责他一辈子，不是像学校那样，一年级一个班主任，二年级再换一个。”李老师并不担心这些孩子是否能成材的问题，他觉得肯定能成材，他还列举了好几个案例，比如某个学生在全国的古琴比赛中拿过奖，比如某个学生又取得了什么成绩。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他说将来肯定是跟着他学了，并不会送到学校去。如果不是李老师自己介绍，我们并不会知道那两个学生就是他的儿女，因为跟其他的学生一样，见到李老师的称呼都是统一的，那就是：“师父。”“师父的含义一方面是老师，教人东西，另一方面就是父亲的意思，对孩子负责，这对其他的学生也是一样的。之所以不让孩子叫我父亲是传统文化高于血缘的传承，自古忠孝难全，对老祖宗负责，我宁愿放弃我做父亲的权威，也要老祖宗的权威。”

　　毕竟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新的知识跟我们息息相关，比如电脑，比如外语。在乾元堂的课程设置里虽然科目也不算少，但这些东西却是没有的。李老师说这是下一步考虑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连传统文化这样的根都没有继承好。当然他也不主张所有的孩子都脱离现代教育，他说他所做的就是倡导一种意识，我们不能忘本。他说现在的学生利用闲暇时间来补补这一课，有了这样的意识在家读经典也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他认为的教育就是要恢复到古时的私塾。

　　现在的教育太功利了

　　如果从李老师自身成长轨迹来分析，事实上，李老师自身也是从学校里面走出来的。小学的时候他写的文章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过，但调皮捣蛋的事情也少不了他，比如到地里去偷甘蔗。“在学校里面没学到什么东西，反正文化是没有得到多少提升，当时也看不到什么好书，后来就到图书馆去偷着看。”17岁李老师插队，当时也就跟着老师学画西洋画了。1984年，李老师觉得自己绘画已经达到一定的阶段以后就决定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当时他的一个老师给他讲了不少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影响很大，所以这也让他开始研读《庄子》、《孟子》等等。但是李老师后来又放弃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考试，因为他不想进到体制里面，他说他自己画画更有优越性，他今天想上山就上山，明天想闭门不见课就闭门不见客，有很大的主动性。

　　“我们现代的教育功利性太强了。”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他的侄女跟他学画画，学了三个月以后她的父亲就不同意了。“我们的教育经常在真进引上路以后就跑了。”后来，李老师就开始了儿童经典教育的推广，包括在广西的时候，他教孩子画画的时候就让孩子读《三字经》、《百家姓》。2001年，应昆明一家幼儿园的邀请，李老师来到了昆明。但是在该幼儿园的时候李老师的理想与现实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因为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想法来做，幼儿园也只是把读经当作特色班来进行。此后李老师就离开昆明去了玉溪，但后来由于经费的问题，没有更多的钱支撑，他又回到了昆明，也就是现在的地方。乾元堂内还放了一些

　　李老师的布衣上已经开了几道口子，但是在说到”清贫“二字时他却激动了不少，他说如果做生意的话他一年挣100万没问题，但是如果拿这样的东西来定位自己，那就世俗了。李老师这次从广西回来还是坐的80块钱一张票的硬座。

　　私塾最近已经停课了，像四川和广西的孩子已经回去了。所以乾元堂冷清了不少。李老师此次去广西的目的也就是过去跟那边的朋友接触一下，因为朋友们都希望他把私塾办回广西去。“可能真的要走了，这些孩子肯定也会跟着我走。”东西摆放得也有点零乱，一些东西已经开始打包了。“可能就到广西去了，也可能两边都留着。”李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