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客：作为一种责任的忏悔

　　我们离忏悔越来越远了，所以我们才会呼唤忏悔。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一种宗教责任、卢梭的《忏悔录》是一次心灵冒险，而今人凡是想作《忏悔录》的，那他大抵是要写本畅销书。

　　我们瞪大了眼睛去猎奇各类忏悔，不知道是要从悲悯中得到净化，还是觊觎荒淫罪孽的回忆。二十世纪以来就没有真正的忏悔了，或者说，忏悔这种字义上将自己或不赦或些微的罪念、罪行与罪感直叙出来的方式，已经变得与自恋愈发接近。实际上，自卢梭的《忏悔录》起即有自恋的元素在忏悔的仪式中孕育，毕竟那已经是一个人文主义时代，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他非常清楚忏悔的聆听者是与自己一样悲喜参差的人，而不再是难以揣度的神。换言之，人终究喜欢自恋与欣赏自恋。

　　在隐秘的忏悔隔间里，一代代信徒在上帝之媒介——牧师——面前讲述着自我，后来，隔间变成了弗洛伊德的舒适躺椅，而心理治疗师据说是那隐晦本我的灵媒。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只有少数的导师级信徒才会写出真正的忏悔，而普罗信徒无非是要舒缓紧绷的内心焦虑，获得罪恶感的疏解与蒙召的感悟，给予过去的经验一个可被未来接受的诠释。当然，牧师与心理分析师都会提供给“客户”这样的解释，同时也都会对迷途的羔羊提出不断的质疑。

　　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尽管一个清教徒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获知自己的得救，但凡夫俗子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种机会去探询自己的蒙召。忏悔，对于教徒来说，是一种被允许的治疗方式，只是在心理分析年代，严厉的父亲代替了暴戾的上帝，焦虑情结从人神关系转化到人我关系。如果说在人神的关系中，忏悔常常表现为在莫测的主面前一种主动的自贱，那么，心理分析师听到的则更多是自恋的哀叹。厚厚一部《红与黑》，我至今记不清特别经典的故事情节，而那大段大段让人心潮澎湃的内心剖析段落，不正印证着忏悔从自贱向自恋转化的历程？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现时代忏悔或者有关忏悔的片段，大多是通过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肯定、彰显自我的存在，鲜活的例子就是那些各式各样的情感实录了，在聆听者的触媒催化下，实录的主人开始了一种日记式的回忆讲述。

　　二十世纪，有所谓“日记时代来临”，意识流不就是一种准日记写作形式吗？二十一世纪，日记的电子化则催生了博客，日记开始被全人类所阅读。无论日记还是博客，都是忏悔与自恋的综合体，自恋的成分多一点，因为它的读者是人——诚义不会因此而蒙召，虚伪不会因此而降怒。

　　既然如此，忏悔并不具有特别纯粹特别绝对的意义，如果师徒的忏悔都能分辨出心理治疗的意味，如果宗教都是心理欲求的蒙蔽，我们其实不必强求所有忏悔行为都要遵守一定的仪轨、符合一定的涵义。中国人离宗教性忏悔原本也远。如果忏悔真的是一种我们民族必需的东西，可能就像科学思想、实证思维、分析方法那样，成为道德情操方面一个后发国家的先天不足吧。

　　君子慎独，而白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人并不是“番鬼作家”笔下表里不一的民族，但中国人的心我关系、物我关系与人际关系特点多与西方殊异，相比枯灯孤影的扪心自问，我们倒是更容易在家族、氏族与社团面前剖心挖肺地检讨过往。那么，在宗族、组织纽带逐渐松弛淡化之后，中国人的忏悔冲动力真的要出现匮乏问题了。

　　来世与精神的焦虑对我们现世的中国人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么，对于忏悔可能达到的追思与总结的效果，我们需要呼唤的倒不是忏悔的内驱力，而是将忏悔作为一种责任，面对家庭、氏族、组织与国家的责任。昆德拉曾记述东欧历史上一些“叛国者”常常在人民面前忏悔，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成文的忏悔是自己对于国家与政党的责任。那么，如果说我们正走在一条正确的国家发展之路上，如果说过去中国人常常放弃忏悔的权利是因为宽容的胸怀与天人合一的淡泊，那么，如今我们将忏悔作为一种责任，则是为了对抗漠然，重建我们对历史、对自我的神圣感。

　　忏悔，无论是对时光之流中自我的否定还是肯定，都表达了一种对自我的责任，我们不要说中国人缺乏忏悔精神是心灵的匮乏。在强调一个变迁时代忏悔对于个人心理的治疗作用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颂扬一种出于国家民族责任的忏悔意识，并相信这是有益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强健与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