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代表会彻底消失吗

　　医药代表会彻底消失吗

　　改革固然艰难，但药房托管是否真能彻底切断医生和药厂之间的联系，则一直是各界质疑南京药房托管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医药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李磊认为，只要医生处方和药品销售的利益关系仍然存在，医生拿回扣还是难以杜绝。由于医院按照销售收入的40%分成，而医生的工资和奖金取决于医院的收入状况，这就驱动医生仍然会继续开大处方，医药代表也不会彻底消失。

　　参加这期《对话》节目的多位嘉宾认为，药房托管并未改变处方权仍掌握在医生手中这一事实。药厂或代理商如果不想办法打点让医生开处方，药品即便进了药房，照样卖不出去。

　　《证券市场周刊》在报道中援引南京某医院一位医生的话说，只要新药需要临床推广，就难以杜绝医生的“回扣”，否则医生可以不开这种药。该周刊同时援引一位药企产品经理的话，药房托管后，他并未停止在南京的医院中做药品临床推广。这位经理表示，只要药房里同类药品有两个以上，就势必有竞争，为保证药品销售仍需和医生搞好关系。

　　陈绍泽正面回应这些质疑并表示，药房托管模式下并不会形成上述利益驱动链。医院固然希望营业收益越高越好，但医药公司的收益并不受营业额高低左右，而是取决于单个药品利润的最大化，两者实现利益的取向不同。

　　由于给医院的分成比例一定，客观上流通环节中的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医药经营企业要获得预期收益，最好办法就是压低药品进价，控制药品流通过程的成本。“托管的医药公司不会因为医院想要做大经营额而去配合它。”陈绍泽表示，医药经营企业与医院的利益关系虽然存在，但与医生的利益链切断了，医药代表到医院活动的现象因此消失。

　　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药房托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帮助纪检部门把监管对象集中到了医药公司托管的药房和医院领导，相对更易于监管。

　　节目现场，来自南京的一些医院院长也表示，自药房托管后，以前一家小医院整天围着几十名医药代表的现象即告消失。不过，上述解释并未说服多位来自医药界的嘉宾。浙江台州中心医院院长陈海啸认为，现在中国医药代表暂时“休眠”，其实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厉地打击商业贿赂这个大氛围有关，不独南京的医药代表活动减少，全国其他地方亦然。

　　新模式催生新的利益链

　　尽管遏制商业贿赂是南京推行药房托管的初衷，但能否真正降低药价、惠及民众仍是评判药房托管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标准。多位医药界人士均担心，南京药房托管模式会刺激出新的利益链。

　　重庆惠民医疗促进会秘书长李捷认为，医院在药品销售收入中分成比例过高，这就会促使医院、医生和医药商业公司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

　　“尽管按设计者的说法，医药公司追求单个药品利润的最大化，但医药公司仍会希望做大利润空间大的药品的销售量。而这个取向跟医院是一致的，医院自然会鼓励医生多开这样的药。”李捷说。

　　武汉万佳乐医药集团董事长陈义军曾专门到南京考察药房托管，他目前在武汉试行另外一种不同的药房托管模式。他认为，南京模式给医院的分成比例高达40%，会刺激医院采取一系列的商业手段来提升利润，最后受损的仍是老百姓。

　　具体说来，同一类药品有大厂家生产的品牌药和小厂家生产的非品牌药之分，品牌药厂家给医药公司的折扣率低，比如合资药厂一般给的折扣率最低也只有8.5折,而非品牌药则反之，能给到4折甚至更低。而南京医院的托管方要将药房销售额的40%左右交给医院，托管后药品还要降价几个百分点，再加上药房人员工资、奖金等，成本一项占药品收入比例近50%。

　　陈义军认为，按照南京的设计，托管的医药公司现在购买合资药厂的品牌药势必造成亏损，这就会驱动医药公司大量购买小厂家生产的高毛利的非品牌药，导致非品牌药大量替换品牌药的情形出现。如此会剥夺医生和患者在用药上的选择权。

　　“医药公司可以把小厂家生产的非品牌药的价格压得很低，同时还能给厂家留出用以促销的利润空间。这也正是医药代表不可能彻底消失的真正原因。”陈义军说。

　　《证券市场周刊》在南京的调查似乎验证了陈义军的担心。该周刊记者经调查发现，一些托管后的医院药房，部分进口药、合资药、品牌药已遭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缺乏市场

　　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非品牌药替换品牌药并不是普遍现象。他表示，医院、政府和纪检部门会对托管方形成多方监管，以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形。此外，老百姓对医院的选择事关医院的竞争力，也会促使医院严格把关。

　　不过，有医药界人士指出，医院可用多种办法规避这种监管。比如可以让患者多做其他的化验、检查，通过做大医疗和药品收入这个总盘子来降低“药占比”。此外，也可以通过把一张处方分成两张开的办法来规避对处方值的统计检查。

　　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也承认，药房托管模式并不能完全遏制相关方的利益冲动，利益博弈不可避免。但他强调，在“以药养医”的现行体制尚未松动之前，药房托管目前只能从药品购销环节上对各利益主体加以约束，并非彻底的医药分家，也不可能承担医改的所有预期目标。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