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八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风向标

　　叶 檀

　　2006年12月5日至12月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拟定我国明年经济增长目标约为8%。这是一个导向性指标，反映了中央政府试图将GDP的增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从而在宽松的环境下腾出手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当下的背景是，积极财政政策已如强弩之末无法穿鲁缟，而且负面作用已经愈演愈烈，在持续2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年均9.5%左右)过程中，全民福利滞后、环保欠账贻祸后代、市场公平性遭到蹂躏等一系列严峻问题如同诅咒，笼罩在所有人的头顶。

　　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路径的利弊两端，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进而意识到，只有民众的幸福才是GDP存在的唯一理由。

　　于是，2007年中国GDP增幅预期再次回落到8%，这是为了达成和谐各界所能接受的最均衡的增幅。

　　为什么是8%？

　　事实上，最近两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已经与中央预期呈现很大的反差。2004年，中央政府预期经济增长率为7%，结果达到9.5%；2005年，中央政府预期GDP增长率为8%，实际为9.5%，后被调整为9.9%； 2006年GDP被定在8%左右，但今年前三季度增长率竟然达到了10.7%；在这样的态势下面，2007年的GDP增幅又被中央“在意识上”限制在8%左右，社会各界是否已经感到麻木？

　　听听下面的声音吧。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估计，明年GDP仍将增长10%左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达到9.5%；而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其中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但仍将保持9.6%～10.1%左右的快速增长态势。而且，上述的声音绝不是少数，事实正相反，大多数人认为，明年我国GDP增长9.5%的概率高达60%，而经济明显减速GDP增长率在8%左右的发生概率仅为10%。

　　正因为如此，来自中央政府的GDP预期增速，已经被更多的人理解为中央政府所发出的象征性信号，以及来年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调控风向标。事实上，温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是指导性的，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进行调整。

　　从上述预期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反差很容易看出，中央政府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经济宏观调控战役，这似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既然是战役，总来自历史因由。从1998年到2003年，整个亚洲处于与金融危机的战争当中。为了与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通货紧缩搏斗，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当其冲，但数年下来，不同程度地形成惯性，负面效应也伴之显露，对应于中国，到了2003年下半年，便进入了与经济过热的斗争中，现在看到的中国宏观经济，很显然至今仍然在这个轨道当中，而且没有看到完胜的苗头。

　　纵观这场未竟的战役，其中既体现了中央政府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和谐社会的决心，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解读为中央政府面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路径依赖，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财政、货币金融等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协调。

　　现实与预期连续数年出现较大差距之因由既已解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钟情于8%，而不是别的数字？

　　8%是一个稳健的避免大起大落的数字。一名曾参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人士表示，8%有两重含义：一方面，中央政府认为新一轮经济增长仍处于上升阶段，8%反映了现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并不希望出现过高的经济增长，而希望达到“平稳上升的状态”。在稳健中求发展，在调整中保持活力，是这一数据的内在含义。

　　设定8%还有更实际的考虑。温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是为了使预期目标符合实际情况，既考虑需要，也考虑可能，兼顾了就业、物价等其他预期目标的要求。这些目标包括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等等。

　　反过来说，中国经济如果持续在双位数以上区间超高速运转，有可能带来经济层面的内在断裂隐患，并由此引发能源与原材料的紧张，造成成本趋动型的内在通胀隐患；再退半步，如果GDP超过8.5%，从过去两年的经验看，则容易诱发投资与大兴土木的狂潮，其间牺牲了大部分民众的福利，掠夺性开采资源的势头无法得到根本遏制，宏观经济在缺乏内需、极端依赖外资、外贸的经济发展态势下沉醉，进而难以通过一个合理而高效的金融、税收等健全的金融机制区分企业生产率的高下，而这些，正是中国经济屡受诟病、深层次的结构难题难以弥合之处。

　　再退一步，GDP增速一旦低于8%，则会加剧就业与社会矛盾的压力。按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明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1000万个，两个数字之间的缺口达到了1500万个以上，而且还要看到农村的1.2亿富余劳动力。

　　按照一般的换算方法，GDP每增1%，将净增80万至100万就业岗位，如果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到8%以下，将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就业与生存压力；并且，企业利润可能出现普遍的负增长，这将是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未得寸功，先失城池，决不是经济改革的目标。

　　由于以上制约条件，理想中的8%的比例成为预期的导向性目标。政府试图通过控制GDP的适当增幅，为从容调整经济布局赢得时间。

　　障碍何在？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上升通道，要实现2007年GDP增幅控制在8%左右的目标，必须给驱动经济的主要引擎降温散热。

　　过去几年，调整准备金率、提高汇率等货币政策不断出台，但收效不彰，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过热的症结在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滞性，那么，摆脱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药物依赖症，进而转向以提升企业效益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摆在政府面前最困难的课题。这绝不容易，要知道，英国从二战后接受凯恩斯的理论到撒切尔夫人新政这段路走过了足足几十年时间。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开始实施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1998年至2004年这7年中，累计发放国债资金9100亿元，按1∶5的投资带动比例估算，拉动投资总规模4.6万亿元，每年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

　　到了2005年，财政政策虽然由积极转向稳健，但国债投资并未因此而减少，加上上年滚存的资金，2005年~2006年国债投资规模仍然为1100亿元和800亿元，从当量看，这个数字与前7年没有本质区别，依靠国债的“投资拉动”仍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仍然占据着位置。

　　而且，这其中有较大规模的国债建设项目未完工的因素：根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完成这些再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为5000亿～6000亿元；也有决策部门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产生路径依赖难以扭转现存发展模式的原因。事实上，各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对于调配国债资源充满兴趣。地方政府层层上报、上级层层审批，银行配套贷款，项目审核验收，国债项目体现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虽然长期建设债券等额度在缩小，建设国债增发额从2002年的1500亿元降至2003年的1400亿元，直至2004年进一步下降为1100亿元，但如此小幅慢降与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极不匹配。

　　唯仅如此，一些公用服务企业的体制渐渐成了财政改革的拦路虎。目前正值我国基本建设高峰期，从铁路到轨道交通等公共设施，均属政府必须关注的基础性行业，而政府也有意改变以往的行政立项、拨款模式，尝试用市场化的融资与建设手段。但可惜的是，由于铁路局等企业计划性体制的掣肘，民资畏之如虎，相关的努力大多付之流水。可以说，官办企业的市场身份不确立，市场经营形式不过是浮面上的点缀，也给层层拨款的积极财政模式也即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生存的基础。

　　上层有计划冲动，下层同样有冲动，因为有巨大的短期利益在。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预算内和预算外收支造成财政的结构性矛盾，主要症结又在于预算外收支。因为，统计表上的预算外收支加上各种政府性基金以及土地出让金等已经相当于甚至超过预算内收支，而且其中90%以上属于地方财政收支，很大的部分又是用于扩张地方投资，这笔资金的使用情况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令人生疑。

　　剩下的问题就是企业的投资冲动从何而来，研析这个问题，就要先看看钱在哪里。按照经济学家张军的测算，国内总储蓄的确是不断提高的，但结构却变了。

　　10年前，国家储蓄占GDP的水平大约为36%，而今天已经上升到差不多46%。但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过去10年来却在不断下降，现在家庭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10年前则超过了20%；国民账户中政府收入增加也不显著，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当前达到了6%左右，10年前为5%，政府财政收入虽然预计今年将创下3.9万亿的新高，无奈的是，收入多，用度更大，

财政部长金人庆近日就表示，要适当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

　　答案出来了：储蓄增加最快的是企业部门，从10年前占GDP约为12%到今天高达20%以上，这一现象甚至引发了世界银行与单伟建等金融界人士关于中国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大争论。

　　高储蓄率不等于高利润率，更不等于高效率。事实上，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企业只要占据独特地位，如在上游资源性行业或者普遍的公共服务性行业进行垄断，即便他们对提高生产率毫无兴趣，只要靠不断投资扩大产能、或者通过兼并重组扩大垄断份额，依然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润回报。

　　以上描述了中央、地方、企业三重投资力量的动机，三重力量汇在当下，你看到的故事便展开了。大部分囊中羞涩的地方政府起的往往是先行官的作用，或者用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为这些项目鸣锣开道，或者直接与巨型国企与海外大企业接洽，用外资与国资大型项目为本地GDP增长注入强心针。

　　有地方政府的GDP与地税增收欲望推波助澜，这些企业的投资往往手笔巨大，在水电、钢铁、电解铝等领域业已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跑马圈地运动。目前有关部门为垄断企业摇旗呐喊，其结果只能全面推进产能扩张而不是效益提升的企业发展模式，与8%的要义南辕北辙。

　　政府与大型企业投资心热，且集资金与优惠政策之合力进行跑马圈地，两股强势力量合流，是去年、今年以及明年稳健的经济政策遭遇的最严峻的挑战。

　　内需成为发展的硬道理

　　下面来看看上述故事的阶段性结果。2004年和2005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达44.1%和48.6%，消费仅为39.4%和36.8%。一味陶醉于今年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利润增长30.1%、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3%的高增长，进而产生低通胀、高增长的幻觉显然目光短浅，原因很简单，孤立地、短期地看这组数字，好像是形势喜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经济陷入“高投入-低消费-更高投入-更低消费”的恶性循环。

　　实际上，在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条件下，中国在向世界输出廉价商品、廉价资源，丧失本国民众福祉的同时，也收获了“世界通缩罪魁”与“不人道的世界工厂”的恶名。

　　经济对外过度依赖，难以经受世界市场的内吹雨打，不得不看欧美消费者的脸色行事，不夸张地说，美国的景气指数、

房地产市场的高低，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意义绝不亚于美国本土消费者。美国国会逐渐兴盛的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劳工阶层对中国商品的抵制，一再从经济事件上升到另一高度，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外部风险。

　　一切源于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则意味着消费者无力消费或者缺乏消费信心。无力消费是因为未曾分享足够的经济发展红利，低工资无福利模式造就的贫困陷阱有世代递延功能，阻遏了国内消费基础的生成；国内民众未曾分享红利之因，还在于政府巨额的财政收入并未提升相应的社会保障，在医疗教育等各方面反而让消费者心生恐惧；最后，中国创造利润最多的垄断企业，它们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取得的红利，主要为海外投资者分享。比如，中国石化发行167亿股H股的时候，价格只有1.6港元，现在价格是6.3港元，相当于为海外投资人创造了100亿美元的财富。以每盎司白银14美元计算，仅中国石化一家企业就已经为海外投资人创造了7.2亿盎司白银的财富，算上这几年丰厚的分红，这笔钱将近辛丑条约规定的清政府向八国联军赔款总额的两倍。

　　很显然，如果要国内消费者有能力、有信心消费，政府亟需践行藏富于民的观念，改变藏富于政府与藏富于海外投资者的现实。

　　当然好苗头已经看到。根据200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当年全国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3951.6亿元，增长16%，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3649.3亿元，增长10%，医疗卫生支出1027.0亿元，增长20.2%，科技支出991.6亿元，增长20.9%；同时，中央财政支出中，“三农”支出为2975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15%，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金额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4143.7亿元外，各类转移支付补助达3812.7亿元，增长21.56%。

　　这种转移支付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第一步，值得赞赏，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需要通过改善机制使民众成为经济红利的创造者与分享者，而不是令他们担当心有不甘的旁观者。所有的政策都应有助于国内民众福祉的增加，而不是低价输出资源后而高税收抑制国内的交易和消费。经济制度应有助于激励人们创造财富而不是鼓励人们聚敛、挥霍或者转移财富。在

资本市场上、在公司创立上、在资源分配上均应该首先以国内民众的利益为依皈。在民生面前，一切别的理由都黯然失色。

　　8%是一个象征指标，代表的是调整经济结构的现实性与可能性，8%的背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代表了经济结构从内外资畸轻畸重到内外并举的变化，贸易从寄生到内生的转变，企业从掠夺生产要素到公平定价的飞跃，而随着可持续性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而来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重新估量，更是公共财政制度从生产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的变迁。这么多目标重叠在一起，当然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很幸运，我们仍有一条阳关大道可走——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既可以化解贸易摩擦的巨大风险，也可以争取市场转轨的时间，更可以打造出一个内生的而非寄生的、健康的而非孱弱的、市场经济的而非官企为本的经济实体。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为自己的民众谋福祉，还有什么更好的存在理由吗？除了用增加民众福祉这一方法，还有什么更好的破解困局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