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教育整体上缺乏创造性思维训练

　　一家两个首席如何分工合作

　　经济学家可能有群生的特性，在武汉大学做老师时，汤敏夫妇跟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住上下楼，并且是很好的朋友。后来，这三个人都成了经济学家。

　　汤敏的夫人左小蕾现在是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同样是一个“海归”。一山不容二虎，一家能容两个首席？会不会有矛盾？谁处于从属地位？

　　汤敏说，“在家里小事那个首席说了算，大事比如美国选总统什么的，我这个首席说了算。”

　　这两个分管大小事的“首席”在学界都被人非议过，余音至今尚存。

　　人物周刊：现在学界把你当成什么派？有人给你贴标签没有？

　　汤敏：我不知道。你要说我是右派也说不过去，说我是左派，我也不是。新左派？更不是了，我也搞不清楚是哪个派。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对待别人对你的批评？

　　汤敏：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浮躁，挑你一句话，就骂你，其实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不管。常常是那边挑出你一句话，做一个标语，然后这边所有的人不看你的文章，开始在网络上骂。我现在不去看了。如果写文章来讨论可以，但是如果是骂，就不是有学问的人干的。

　　人物周刊：可是你还是受影响，要不然，你怎么会写文章说扩招没错呢？

　　汤敏：那是真正有人写文章，真正地跟我辩论了，所以我才写文章讲这些。大家各摆观点，让社会来评论。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文化大革命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思想，大家都是在党的指引下，还打个你死我活。家里两夫妇还能够势不两立。

　　不受传统约束的一代“海归”

　　1984年，汤敏揣着100美元，扛着箱子就去了美国，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汤敏认为他们这一代是不受传统约束的一代人。

　　汤敏给这代人“定性”：不崇拜权威，自学能力强，有社会责任感，敢做敢当。很多人去国外上学，稀里糊涂地就去了，经历了艰苦的时期，但是大多数都闯过来了。所以这一批人有爆发力，一旦发现中国最容易发财，最容易做出点事的时候，就大批回来了。

　　“中国5000年来，现在是最容易发财，最容易做点事情的时候”，这是汤敏的判断，“有哪个国家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很多富人10年前、15年前都是穷光蛋。”

　　人物周刊：你对你这些年的回国经历怎么看，有没有过遗憾？

　　汤敏：没有。我觉得回国后学到了很多在国外没学到的东西。知识面比过去广多了。而且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工作的重要性应该比过去更大。我毕竟在国际组织工作，收入还是不差。一点都不后悔。

　　人物周刊：从你所处的经济领域来看，你认为国外最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是什么？

　　汤敏：国外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国外也有很多失败的经验，在经济学领域很难说哪个更重要。从目前来说，金融、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我们国家未来特别需要的领域，要向国外学习。

　　人物周刊：在你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什么差距吗？

　　汤敏：我觉得今天的现实比当年的抱负更好、更宽，在当年也不敢想那么多。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你领受过的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汤敏：有很多差距，最重要的集中在创造性学习和创造性思维上。西方先进的教育，是教你学习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灌输知识。国内教育，整体上缺乏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人物周刊：在你的专业领域之外，你还有哪些观察想表达出来，比如你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哪些地方是亟需改进的？

　　汤敏：在我专业之外，我都是业余的。没好好想过这个大题目。(记者 陈东 姜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