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复制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创建扶贫社(图)

　　初闻尤努斯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时，杜晓山正在内蒙古参加一个小额信贷的研讨会。一个同行激动地打电话给他：“告诉你一个很大的好消息……”

　　杜晓山接完电话后继续开会。直到会议休息时，他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几个相熟的人。

　　“我并没有特别激动，相反，我的内心非常平静。”这个清瘦的学者回忆当时的心情，“在世界范围内，尤努斯获奖无疑会对小额信贷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在中国的影响，我无法判断。”

　　这位59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3年前与他的同事一起创建了“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始了在中国乡村复制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尽管传统的信贷哲学假定：人人都想赖账，穷人的还款能力更值得怀疑。但杜晓山这些年却坚持只放贷给穷人。如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穷人从扶贫社得到贷款，而高达90%以上的还款率，给“嫌贫爱富”的商业银行上了生动一课。

　　有媒体曾把杜晓山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对此，他不以为然：“这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或者说，我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罢了。”

　　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为社会做一些事：“能力大就多做一些，能力小就少做一些，但不可以不做。”

　　哪里赚钱往哪里去，这就是银行的本质

　　杨翠兰在通往清西陵的公路边经营着一家早点铺。铺子门前，横七竖八摆着二三十辆自行车。每天早点收摊后，她便和丈夫开始修车。

　　这个河北易县石门店村的农妇，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忙活。“实在没工夫坐下说，对不住了啊。”她歉意地冲记者摆摆手。

　　杨翠兰的要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要是别人遇见那么大的坎儿，早垮了。”村民们私下说起她都挺佩服的。

　　1997年，杨翠兰的丈夫突发重病，手术费需要两万多元。她找遍所有的亲戚“摊钱”，仍然不够。情急之下，她托邻居的熟人帮忙，到信用社贷了4000元，才算凑够了手术费。

　　因为很少有人能从信用社贷到款，这事成了当时村里的大新闻，人人羡慕杨翠兰能耐大。“他们不知道，我给办事的人花了几百块钱，买了几条好烟呢！”她撇撇嘴。

　　“如果不是托人送礼，像杨翠兰这样的贫困农户，绝对属于被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人群。”在易县扶贫社当了13年主任的周学仁，一语道破基层信用社的潜规则。

　　为什么越是需要钱的穷人越是贷不到款？在金融世界里，“义”与“利”果真就没有调和的空间？很久以来，杜晓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1982年，时年35岁的杜晓山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扶贫领域的研究。

　　在研究中杜晓山发现，国家的贴息扶贫贷款从始到终伴随着权力寻租：或者被政府官员层层截留、挪作他用，或者优先贷给了富裕户。而真正的穷人如果想获得贷款，不得不付出“灰色支出”。

　　他在一篇论文中举例说，河南南乐县农民李某从信用社贷出1万元，而实际到手只有4900元，因为要扣5000元作强制存款，再扣100元当股金。即便如此，为获得这笔贷款，李某还需要再花近千元请人吃饭。

　　有数字表明，在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中，来自农村地区的存款有4万亿元，但用于农民的信贷仅1万亿元左右，形成农村对城市的巨额金融资金倒流。

　　杜晓山调查发现，过去农民贷款有四大商业银行、农信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基本上只剩农信社了。其贷款总额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

　　据周学仁介绍，河北易县这些年放出的近两万笔贷款中，得到过国家扶贫款的农户不超过5%，而得到过银行、信用社贷款的不超过3%。

　　“国家投入这么多钱搞扶贫，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从农村的现状看，不知国家的钱都哪儿去了，银行部门的钱都哪儿去了？”这位易县扶贫社主任摇了摇头，蹭地站了起来，“为什么那么多有资金需求的穷人得不到贷款？”

　　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原因很简单——贷款给大客户，管理成本要比一般客户小，相对收益就高，金融企业当然喜欢有钱人啦！”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小额信贷项目“扶贫社”主任李谊青告诉记者，根据调研，正规银行一个业务员每年需放出251万元贷款，才可使成本与收益持平，而扶贫社一个业务员每年只要放出30万元贷款，成本和收益就可持平。为了降低成本、方便回收，商业银行自然愿意选择几十万元或上百万元的大客户。

　　杜晓山指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手紧缺、制度失灵等原因，国家贴息扶贫贷款的坏账率达到50%以上。不管贷款到了谁的手上，几乎都收不回来。

　　“扶贫贷款成了唐僧肉，谁看见都想咬一口。”他说。

　　由于对商业利益的过分追逐，目前农村地区仅剩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也大量撤离。在许多乡村，农村信用社已全部撤离，“只剩县城里留守的一张办公桌”。寥寥无几的农村信用社，造成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巨大缺口，许多急需资金的农民只能转而求助于非法高利贷。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今，我们的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它们有超额利润可以赚，当然不会去做小额信贷。”

　　“哪里赚钱往哪里去，这就是商业银行的本质。”杜晓山说。

　　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镜像”

　　杜晓山的扶贫社，被称为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镜像”。

　　1974年，孟加拉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该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眼看着饥民像洪水一样涌进城市。他悲哀地发现，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儿童，而儿童的样子却像老人。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尤努斯在自传中写道。

　　这个整天沉浸在“高雅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大学教授，有生以来头一回产生了惧怕授课的心理。“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围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他质疑自己，“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活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接下来，尤努斯在走访一个村庄时发现，其实只需27美元，就可以让42个有贷款需求的穷人购买原料，维持小生意，就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当贷款机构制定出一些惠顾特定人群的政策之后，那个阶层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然而无论是富国还是贫国，贷款机构都只惠顾有钱人，这样做无异于宣布了穷人的死刑。”这一认识逐渐明晰后，教授尤努斯的人生发生了根本转折。

　　他一手创办起孟加拉乡村银行，坚持贷款只给穷人中的穷人。如今，已有240万个赤贫的孟加拉家庭先后得到贷款，其中3／5的家庭因此走出贫困线。

　　尤努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杜晓山。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杜晓山第一次通过文字“邂逅”了尤努斯。他吃惊地发现，这个乡村银行，完全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还款率却高达98%以上。这完全颠覆了几百年来银行业的信贷哲学。

　　一直困惑于此的杜晓山，隐隐感到，或许孟加拉模式是解决中国扶贫贷款的一个“好招儿”。他开始不遗余力在刊物、报纸上发表文章，传播这一崭新的模式，不想却招来一片质疑：

　　“把钱给没有抵押担保的穷人，还设想他们能按时还回来，这不是说梦话吗？”

　　“即便钱借给妇女，男人要是跟她打架不让还，她能有什么办法？”

　　“农行、农村信用社的钱都还不回来，你这套怎么就可以？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总之用很多理由驳斥你。”杜晓山双手一摊，皱着眉说。

　　尽管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与课题组的刘文璞、张保民等几人还是决定试试看。“当时我内心里有一个想法特别强烈”，他回忆，“万一这套办法可行，国家无论支持或不支持，它都可以自行运转，靠自己的力量帮助穷人。”

　　1993年，中国正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杜晓山意识到，做这个项目的宏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这一年，对杜晓山而言，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第一块实验田选在河北易县。当时，它是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便于管理和节省资金。从地形上讲，易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形有山地、平原、丘陵，和中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地形地貌相近。而且，课题组一个老师的大学同学恰巧是易县的副县长，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当时县里正在引资上项目，大家并不太理解小额信贷是什么，只是作为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吸收的。”周学仁笑着回忆说。

　　地点选定了，开始四处找钱。通过在国际会议上认识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副总裁的介绍，1993年10月，杜晓山到孟加拉考察。在尤努斯的支持下，杜晓山带回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的5万美元分期拨付的低息贷款，同时，福特基金会提供了5万美元的无偿资助，按规定，其中3万美元作为研究、培训和操作经费。也就是说，最初的贷款本金，总共只有7万美元。

　　之后不久，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与易县政府协商项目具体事宜，并确立了扶贫社的章程，规定了资金使用程序，将小额贷款的利率定为8%，此后利率一直没有变动。接着，扶贫社以社团组织完成了注册，并在西陵镇五道河村成立了第一个中心。

　　扶贫社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孟加拉全套操作模式拷贝过来：以妇女为主体，5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小额信贷推行得格外顺利。“开始我们还怕农户不响应。结果，村里在喇叭上一广播，就有70多户人家跑来交了申请。那个村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搞种养业，也有摆小摊的，很多人急需钱，又借贷无门。”周学仁回忆说。

　　1994年5月，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易县西陵镇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从扶贫社得到一笔1000元的贷款。同时收到钱的，还有另外20个农户。这是扶贫社成立后发放的第一批贷款。

　　“初期几乎顺利得匪夷所思，”杜晓山说，“老百姓不仅没有抵制这套做法，而且非常配合地遵守规则。尤其是头3年，还贷率达到100%。”

　　之后，1995年在河南的虞城和南召，1996年在陕西丹凤，2003年在河北涞水和四川金堂，杜晓山的课题组先后建立起实验点。

　　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约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20万人。

　　“尽管有的点贷款质量有波动，管理质量还有待提高，但是除河南虞城外，现存的另几个实验点，均已实现当年收益覆盖成本。”杜晓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