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

　　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

　　郑运香是个高大结实的女子，今年42岁。因为丈夫跛脚，夫妻俩又生了3个孩子，1997年以前一家人始终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所有的转变从一块地毯开始。

　　那一年，郑运香看到县城有人卖手工编织的真丝地毯，销路很好，就跑到熟人那里学了这门手艺。可即使织一块最小规格的毯子，也需六七百元成本，她拿不出这笔钱。

　　刚好这年，扶贫社在河南南召县小店乡设立中心。郑运香听说后找到贷款员，试探着问：“我家就两间房子。全押给你，给我贷点钱行不？”

　　“就你那两间破房，卖了也值不了几百块。”贷款员开玩笑说。

　　郑运香做梦也没想到，没有抵押担保，也没有请客送礼，一个星期后，自己真的拿到了1000元贷款。用这笔钱，她买了各色丝线和织毯工具。

　　3个月后，一块花草图案的手工真丝毯完成了。她拿到县城的地毯市场上，居然卖了1800元。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郑运香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桶金”，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从那年后，郑运香每年从扶贫社贷款2000元。现在，她织的毯子已经在南召小有名气，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门预订。从前年开始，郑运香还雇了七八个“小妮儿”，四五个月织成一块大毯子，可卖8000元。刨去各项开支，每年纯收入上万元。

　　“要不是儿子上大学，我都不用贷款了。”郑运香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和奖状，颇有几分得意。

　　然而并非每个贷款者都和郑运香一样幸运。南召农户张霞去年从扶贫社贷款，丈夫带着这笔钱，组织了几个老乡，一起到南阳市包了个小工程。张霞原本打算，拿丈夫每月的工资还贷款不成问题，结果因为发包方拖欠工资，在还款20周后，张霞手里没钱了。

　　信贷员张新阳很无奈：“她不是故意赖着不还的人，我每次去催款，她都特别不好意思。”有时去张霞家，正赶上她卖了鸡蛋什么的，张新阳能收上来几块钱，虽然不忍心，他也狠狠心接收下来。

　　在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的印象中，故意赖账不还的农户微乎其微。“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他说。

　　对于穷人的纯朴和信用，信贷员刘惠深有感触。这个短发，圆脸的姑娘，从1998年开始做信贷员，每天骑摩托车穿行在乡下，在贷款户中特别有“人缘”。

　　“有一次我负责的贷款户手里真的没钱还，”她架起双臂比划着，“那老太太给我几十斤玉米，让我替她卖了还钱。”

　　2001年夏天，城关头道河村的一条小河因为下大雨变宽了，河水淹没了小桥。到还款的日子，信贷员过不去，在河对岸着急上火。借贷的农户们便想出个办法，把钱绑在石头上，纷纷从河对岸扔了过来。

　　相比之下，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还贷反而有难度。“这些人比较容易受外界糟糕的信用环境的影响。”勾长远说，“他们总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觉得不还钱也不能拿他怎样。”

　　杜晓山分析，中国的穷人因为长期得到政府的无偿帮助，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加上社会上的信用环境差，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很可能形成能不还尽量不还的局面。

　　河南虞城扶贫社店集乡分社主任马银山不顾制度规定，于1998年左右陆续把8个亲属招进了员工总数才33人的扶贫社。为了得到每放出1000元贷款6元的工资提成，马银山的亲属大量违规放贷。比如，给马银山老家的一位中心主任一人就贷了4万多元，远远超出每户不得超过2000元的规定。

　　直到缺口再也掩饰不住，惊醒过来的总部专门派来工作组，清理整顿工作足足做了3年，坏账却绝大多数难以收回。

　　“有人不还的示范效应，造成一片坏账。”杜晓山沉痛地说，“真正的贫困农户是很守规矩的，但这个信用必须有良好的制度来约束、保证和鼓励。”

　　虞城的这位主任受到党纪处分，被开除出扶贫社。留下124万元逾期五六年的坏账，让虞城成为扶贫社几个实验点中，唯一至今还在亏损的一个。

　　杜晓山总结教训：“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做事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欠缺专业的知识、能力和管理水准。内控机制、运作程序都有非常多的漏洞和毛病。”

　　有时为了回收贷款，信贷员还需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

　　南召云阳分社的一个贷款户张彦生，2004年借了2000元后，跑到安徽菏泽做生意。信贷员找不着张，希望他的父母帮助还钱，却遭到拒绝。

　　信贷员跟村民一打听，张的母亲信基督，他由此找到突破口。“大娘，主在瞅着我们呢。”他说。没费多大劲儿，大娘便卖掉几只羊，还清了全部贷款。

　　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作为一个舶来品，小额信贷从一开始，就遭遇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与政府的关系是让杜晓山的团队花费心思最多的问题。

　　“扶贫社与政府的关系，是远不得又近不得，爱不得也恨不得，既要争取政府的支持，又要避免政府过多插手，这个劲头可不好拿捏。”杜晓山苦笑着摇头。

　　他坦言，扶贫社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最大区别是：“孟加拉是小政府，中国是大政府。在中国的基层做事，不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基本是不可能做好的。只要地方政府一句话，说扶贫社放贷是违法的，我们的钱保证一分也收不回来。”

　　周学仁回忆，一次，有个“瘸子”到扶贫社申请贷款，而经过调查，此人一向品行不端，不符合贷款条件。没想到“瘸子”告到县政府，而有关领导真的批了个条子，要求周学仁给他发放贷款。

　　“我真是哭笑不得。”周学仁叹气道。

　　类似的尴尬，扶贫社的每个基层负责人都曾遇到过。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说，经常听到某位领导“把钱贷给卖蛇的”，“给养鹌鹑的发放贷款”之类的无理要求。

　　一些乡、村干部的干扰更是让扶贫社头疼的事。易县的一个村干部曾在大喇叭里喊话：“扶贫社的钱都是外国人的钱，不用还！你们看，以前的扶贫款什么时候用还过？”杜晓山说，这样的事，在每个实验点都曾发生过。

　　扶贫社的第四个实验点陕西丹凤，更是因政府插手过多失败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地政府将小额贷款当做扶贫的救命稻草。陕西省也成为第一个正式提出支持小额信贷的省份。因为丹凤是该省第一个小额信贷扶贫试点，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政府有人提出，扶贫社作为“纯民营活动”，存在“速度不快，步子不大，资金不足”等缺点，不久便接管了扶贫社，并把利率从8%降到了3%。

　　“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杜晓山评价，“过去的经验表明，对民营小额信贷，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截至2000年，陕西全省累计投入26个亿搞小额信贷，上演了一场小额贷款的“大跃进”。然而在规则和管理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只剩坏账累累，现在早已偃旗息鼓。

　　“当时可出了不少‘洋相’呢。”扶贫社主任李谊青笑道。

　　他回忆，那时，有关部门为了完成贷款指标，极力游说农户贷款。一对老夫妻，被强行贷给几千元。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老两口，拿这笔钱不知道有什么用，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思来想去，他们用报纸和塑料袋把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挂在了房顶正中的电灯下！

　　“事实证明，做扶贫性质可持续的小额信贷，并不是政府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强项。”杜晓山说。

　　十几年中，300多家曾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非政府机构，现存的仅剩100多家，其他的多因资金耗尽不得不退出。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至今，监管当局从未审批过任何一个新的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扶贫社等在农村发展的小额信贷组织，法律明确规定，“只能放贷不能吸储”。

　　“如果没有融资渠道，就像瘸了一条腿。”周学仁说。

　　在最初筹集的10万美元之后，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又先后给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贷款，总额加起来约600多万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些赠款和委托款，福特基金会、

　　“这也是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运作13年来始终没有做大的主要原因。”杜晓山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