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反扒前途之困：私力救济缺乏法律规范

　　本报记者 黄蓓蕾 实习生 李洁

　　█去年3月，武汉市出现了一支民间反扒小组。同年10月28日，该小组一名队员被逮捕，原因是该队员此前抓一名小偷时，与其发生冲突，小偷在28天后离奇死亡。事件发生后，这支民间反扒小组停止活动。

　　█2001年，汉正街出现一支民间反扒队伍，3个月后解散；2004年，武汉又成立一支半官方的民间反扒队，他们和某公安分局联手，每抓到一名小偷，公安部门会支付一定费用，但这支队伍最终没有发展壮大；2006年，就在武汉志愿者联盟成立后，有一个“在路上”网和“武汉热血男儿群”出现，但没有大规模发展。

　　█“不要把民间反扒组织神圣化，也不要认为它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认为，当民间反扒形成了私力救济组织后，就容易变异。也就是说，在他们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证据，可能会损害公民的尊严。

　　█有关专家指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时，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大量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

　　志愿者联盟与反扒队员被逮捕

　　2006年12月28日，网名为“罐子”的武汉民间反扒队员正式被批捕。此前的9月24日，“罐子”与10多名反扒志愿者在汉口青年路反扒时，用甩棍击打当时被怀疑正在扒窃的“长脸”。28天后，“长脸”突然死亡。

　　今年27岁的“罐子”是一名自考大学生，去年6月毕业后，一直在家准备进修，同年8月加入武汉志愿者联盟，做了一名反扒志愿者。

　　“武汉志愿者联盟”的创始人是29岁的退伍军人“手术刀”(网名)。最初，“手术刀”在武汉某网站看到帖子：有一名男子本来是帮一名妇女抓小偷，结果反被小偷给打了，却没有一个人来声援这名男子。

　　由此，“手术刀”产生了发动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扒的想法。当他发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很多人觉得他头脑发热，但也有人主动和他在QQ上交流。

　　被偷过的、好奇的，各色人等慢慢在“手术刀”的带领下形成一个固定的团队。此后，这个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注册会员3000多人，实际参与行动200人。

　　“罐子”是武汉志愿者联盟的一名热心队员，多次参与行动。但去年12月10日，警察找到了“罐子”及其他反扒队员，对他们进行了30多个小时的审讯。

　　12月12日，“罐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武汉市公安局

　　“有没有打击‘长脸’的头部，是本案的关键。”“罐子”的辩护律师、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雄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长脸”死亡的原因是否是由“罐子”造成的，还有待核实。事隔28天才死亡，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存在疑问。

　　9月24日在场的反扒队员回忆，当天的CT报告显示“长脸”并无异常，为何在事隔28天后突然死亡？当天“长脸”摔了一跤，是否和头部受伤有关?目前，调查结果仍未出来。

　　反扒志愿者的血性与困惑

　　在反扒志愿者联盟中，很多队员都配备有甩棍。

　　“我们不得不配甩棍，因为我们反扒经常被小偷报复，他们人多势众，有匕首、管刀，我们如果没有防身武器，就会出现伤亡。”32岁的郑帅(化名)是民间反扒团队现任管理员，上了8年的班后，他又回到学校读MBA。最先参与反扒行动时，他不仅配备了甩棍，为了壮胆还去买了一根50厘米长的钢管，但到目前为止，他配的“家伙”一次也没有用过。

　　罗欣(化名)是武汉志愿者联盟网站的现任管理员，刚开始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加入联盟的，后来多次参与反扒行动。她认为，在抓小偷的过程中，反扒队员有时“不得不采取武力控制现场”。

　　“我们有些队员就在一次行动中成为了生死之交。”罗欣曾看到小偷的管刀只差几厘米就要插进她搭档的胸口，一名男队员过来迅速用甩棍打掉了对方的管刀，几秒的时间，就决定一条生命的去留。在和小偷的交手中，他们不怕小偷的拳头，但是他们不得不防着小偷的管刀袭击。

　　虽然反扒中会用上武力，但志愿者联盟对队员有很多限制，如不能用警械；在对方被制服后，不能再用武力；可以打手打脚，但一定不能打头等。

　　“这些规定我们队员都知道，‘罐子’也多次参与行动，也是知道的。”杨毅(化名)是反扒队较早的队员，原来在队里做副队长。

　　据介绍，“长脸”被抓后，一度很嚣张。反扒队员回忆，当时“长脸”把手伸进一女乘客的荷包正准备偷手机，和“罐子”一组的男队员抓住了“长脸”的手，由于出手过早，“长脸”手一松，手机又掉回女乘客的口袋，失主也走掉了。

　　“捉贼不见赃，是他当时很嚣张的原因。”杨毅说。

　　据罗欣介绍，小偷团伙常常选择在乘客挤公交车时在车门处作案。一般是一个投币挤车门，两个夹击，后面有3个人，一传，二传，三传。反扒队员看到夹击的一人将钱包偷出，等去制止他时，“钱包已经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了，赃物就已经转移了”。罗欣介绍说，警察取证，往往会在固定的地点拍摄，这是法律认可的，“即使今天没有抓到你在偷东西，但历史的记录可以证明是个惯犯，而志愿者们不可能有这种设备和人来做这个取证工作”。

　　正因为这样，练就了一身功夫的杨毅也有抓错人的时候，一次他看到小偷在扒窃后迅速离开，和一名男子说了两句话，他误以为和小偷说话的是其同伙，硬是将人送往公安局，经过公安的问询才知道真的弄错了。这样的情况下，他真诚地向对方道歉，之后反扒联盟又规定，只能在拿到确实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动手。

　　“这次失主也走了，没有赃物、没有失主的指认，即便把小偷送到了派出所，我们也是费力不讨好。”杨毅说。

　　罗欣的主要工作是安抚失主，但往往男队员抓了小偷回来，将东西送还到失主手中，罗欣希望失主和他们一起去派出所时，很多失主都推脱了。这样的情景，罗欣遇到过多次，“大部分男士比较配合，女士有的比较怕事，就不大配合”。

　　反扒中曾经历的一件事，让反扒队员都很寒心：一天，一名男队员在公交车门处抓了一个正在偷手机的扒手。扒手人高马大，当男队员斥责小偷，要他把赃物拿出来。此时，失主居然在一旁看热闹，男队员将手机还给他时，他连声谢谢都没有说，还边说“我不要了，不要了”，边拦辆的士走了。

　　“胆小怕事，自己不吃亏就行了。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人。”杨毅摇摇头说：“我们不在乎能抓多少，我看到了就要制止，再让周围的人看到有人在制止。呼唤人们的良知和勇气，希望社会风气越来越正。”杨毅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