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反扒的走向之困

　　“罐子”被逮捕后，反扒联盟的所有活动也正式停止了，他们集中精力给“罐子”请律师、捐钱、寻找“9.24”目击证人。

　　至今，“手术刀”已投入5000余元。“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罗欣和“罐子”虽只有三面之缘，但“罐子”出事后，她除了上班，就经常去咨询有关政策、到政法委和见义勇为办公室反映情况等。

　　“反正现在我们的反扒活动停止了，但公益活动还是正常开展。”杨毅说，反扒联盟的初衷不是为了反扒而反扒，只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好。

　　在武汉民间反扒志愿者迷茫之时，浙江民间最大的反扒队———“打哈欠”反扒QQ群一夜之间宣布解散。他们解散的原因是今年1月6日，他们抓获了3名小偷。当晚，一名志愿者被当地派出所带走“协助调查”，原因是小偷投诉称被反扒队员“殴打”。“打哈欠”QQ群发起人、宁波网民“长明灯”也被叫去问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长明灯”决定解散反扒QQ群。

　　武汉的民间反扒组织是继续还是解散？

　　创建者“手术刀”说：“如果继续反扒，可能会变换一种方式，只制止，不抓人。”

　　杨毅说，现在大家关注的，都是“罐子”案的本身，大家还没有讨论反扒的走向问题。杨毅介绍，2001年，武汉汉正街出现一支民间反扒队伍，后来因他们没有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的，3个月后解散；2004年，武汉成立一支半官方的民间反扒队，他们和某公安分局联手，成员始终维持在10余人左右，每抓到一名小偷，公安部门会支付给他们一定费用，但这支队伍最终没有发展壮大；2006年，就在武汉志愿者联盟成立后，有一个“在路上”网和“武汉热血男儿群”出现，但没有大规模发展。

　　“现在社会现实需要民间反扒，即便我们解散，还是会有后来人。”杨毅说，扒窃的多了，老百姓深受其害，总会有人站出来保护大众利益。

　　民间反扒难道真的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武汉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良涛认为，扒手为了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即转化为抢劫。对当场实施暴力的扒手，可以采取防卫行为，但应把握住制服不法分子的度，适可而止。由于反扒人员不具有专业知识，也不可能掌握尺度，很容易失控。此外，民间反扒因有组织性和长期性，使得他们的很多行为，并不只是现行案发时才采取措施，有很多都是案发前，或者案发后和扒手团伙的冲突，也超出了见义勇为的范围。

　　对于民间反扒，武汉警方接受采访时显得很谨慎。警方的态度是“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警方认为，从事反扒必须要起码具备四个条件：政治素质，相关的法律知识，反扒技巧及体能。警方认为，民间组织主要在网上发一个帖子，“凭着一股热情就来了”。

　　“无论怎样的民间组织都要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依法管理。”

　　据了解，武汉志愿者联盟成立后，曾到民政部门去打听过注册的事。按规定，组织中最少要有两名固定工作人员，但志愿者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反扒，安排专职人员就成了问题。

　　周运清认为，民间反扒联盟没有进行正规训练，最好以配合公安的方式即举报来开展活动。

　　私力救济呼唤法律规范

　　“不要把民间反扒组织神圣化，也不要认为它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认为，当民间反扒形成了私力救济组织后，就容易变异。也就是说，在他们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证据，可能会损害公民的尊严。

　　“形形色色的私力救济行为因缺乏制度规范而引发争论。”乔新生说，按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私力救济的权力。当前社会有大量不属于公权保护的范围，而是由其他组织进行保护的“灰色地带”。发展非政府组织，把公民力量集合起来，组建相应团体，积极行使权力很重要。

　　乔新生指出，在一些情形下，私力救济对权利的保障要比公力救济更加直接、便利，且成本低、效率高。但私力救济本身也存在诸多弊端，如私力救济的手段和结果有可能带来危险或不公；不成功的“私了”会浪费国家资源等。因此应尽快将私力救济纳入法律框架，实现对它的社会控制。同时，要禁止私人实施特定的私力救济行动，以明确的法律规则向社会宣示私人自行解决纠纷的界限。如对私力救济行动所引发的纠纷提供公力救济，以判例的形式实现私力救济行为的规范化。

　　据介绍，目前不少国家的法律和判例都承认自助行为，如瑞士、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葡萄牙等。英美等国虽也对私力救济施加限制，但大致以承认私力救济为原则，具体制度包括不动产的自力恢复、动产的自力收回、自助性动产扣押、不法妨害的自力排除等。“一般认为，自助行为应符合三项要件：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情况紧急、手段相当。因此，我国法律可通过设定自助行为的性质、要件、限度和后果来实现对私力救济的控制。”

　　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如何引导，有关专家也指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时，也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大量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民间组织能够提供有效、经济、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逐渐实现退出。“可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为政府职能转移提供了承接的载体，并日益成为政府改革与职能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

　　乔新生认为，在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责任未及之处，让民间组织“挺身而出”，担负起政府和市场想不到、不愿意、不好办或无力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公安机关，可以把反扒中优良的队员纳入到体制、法律内进行反扒活动。”乔新生说，对于反扒，最好的方式是“联防”。

　　■记者体验

　　公交站台是小偷活跃之地

　　今年1月6日下午5时，为了让记者弄清楚小偷是怎样行窃的，杨毅带着记者来到武昌中南路一带。

　　一路上，他不时地前后左右观望，从中南路往十五中方向走去，杨毅一直大步走在前面。“只要你留心，很容易辨出小偷的。”杨毅提醒说，这次只能看，不能动手，他不想在这个非常时期再生事端。

　　突然，他转过身，用眼神提醒记者往后看：一名穿蓝色运动装、身高一米六左右、身材瘦小的男生跟在两名逛街女孩身后。突然，那名男子弯下腰将手伸向左肩挎包的女孩。在女孩们另一个同伴的尖叫声中，背挎包的女孩才发现自己的包被拉开了。此时，那名男子马上举起手，示意自己没有拿东西，若无其事地向女孩们做了个鬼脸，跑开。

　　“那家伙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做坏事。”杨毅说，一般人走路时会直视前方，但小偷的眼神会左顾右盼。

　　到了十五中车站，杨毅踮起脚向站台方向望去——跟平常一样，正是下班时间，站台上下站着不少等车的人。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人群中，却有人跟着车在人群中走动。

　　杨毅让记者走在人群中，按照他说的几点去观察。他拿出一元纸币捏在手中，在人群中走动，眼睛一边看着进站车的车门，一边观望着他身边人的脸。记者和他碰头时，他将手放在胸前，伸出三个手指，意思是在人群中他发现了三个可疑目标，然后嘟嘟嘴，用眼神直视前方穿白色衣服的瘦高男子。

　　记者靠近那名男子，他的眼神没有看着来往的车辆，而是对周围人拿的东西很“关心”。一辆806路公交车进站了，车上的人很多，一群人看着车来了，都蜂拥着往车上挤，那男子也马上去挤车。记者看到他一边挤一名投币的妇女，一只手在试探着摸这名妇女的包。因为车上人多，这名妇女马上下了前门，向后面走去，男子见状，退出了进站口。

　　回到站台后，记者看到一名身着黑色大衣，30岁左右的男子站在站台不锈钢的凳子上，一手叉在腰间，身体靠在广告牌上。杨毅说，他们反扒队员把这样的人称为“盯子”——这些人不偷，但他们和散落在人群中间的同伙用眼神交流，随时通报周边情况。

　　当记者和杨毅准备撤回中南路一带时，杨毅又咳嗽了一下，小声说：“熟人，我们抓过他，吸毒的，也出来偷过钱。”顺着手势，记者看到一名脸色发青的中年男子慢慢走来。杨毅说，那一带很多小偷不止一次被反扒队员抓过。

　　■新闻背景

　　目前，全国已有上海、广州、西安等18个城市的反扒志愿者组织在行动。

　　成立社会团体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批同意再上报登记。目前，鲜有城市公开承认反扒组织的合法性，南京警方曾公开表明要取缔民间反扒组织。

　　据了解，现在国内最有名的反扒志愿者组织，是2005年11月8日成立的深圳“龙之剑”网络反扒队，队员包括各行各业的上班族，经过审核和验证的有160人。其宗旨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唤起人们对抗犯罪的勇气”。目前，“龙之剑”建立了两个QQ群用于平日沟通以及消息发布和组织行动，并开始建立固定办事机构，获得社会赞助，添置部分通讯、防身类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