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模式成功奥秘：政府调控有度

　　“义乌市场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政府起了很大作用。‘有形的手’始终牢牢把握着市场资源，最终形成‘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地结合。”义乌市长吴蔚荣认为政府调控有度是义乌经验的核心之一。那么，在义乌市场崛起的20多年历程中，义乌是如何把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度”？

　　自从义乌经验受到全国关注后，人们从各个侧面探寻和解读“义乌模式”的奥秘，而本刊则把目光锁定在义乌市场背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关节点背后的“推手”

　　1982年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第一个关节点。

　　这一年的8月25日，义乌县委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从9月5日开始，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并提出“四个允许”。同时，政府出资搭起了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人称“草帽市场”。这是历史发展的拐点，义乌小商品市场诞生。

　　市场发展初期，最重要的是人气和资金，在这两点上政府都给予了强力支持。由于受户口限制，农民进城很难，但义乌顶住压力，不仅允许农民进城，还拿出土地给他们建房子，使进城经商的农民得以在城市扎下根。

　　“为了解决经营户的资金问题，义乌银行在全国率先贷款给私人，当时的国有银行对个人贷款控制得很严，但义乌自己建了两个城市信用合作社，贷款余地大。”原义乌体改委主任冯志来告诉《决策》，“更为关键的是，义乌的银行不限制现金提款，这比贷款还重要，因为当时取款额度国家是有限制的，而现金对于商品交易、降低贸易成本、建立良好的信誉来说非常重要。”

　　同时，义乌政府采取了“放水养鱼”的政策，即在全县推广个体加工户定期定额征税政策，以50个摊位为一个小组，按营业额大小大家坐下来评议纳税额，各个摊位按确定的等级纳税。这种全新的征税模式不仅税率很低，也大大降低了征税成本。

　　199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迅速跃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之首，商贸业也成为义乌的主导产业。此时的义乌市场不仅到了升级换代的拐点，对于城市配套的要求也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时任义乌市长的毛光烈提出“养蜂战略”，他把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比作一个蜂窝，经营者就是蜜蜂，政府则是做这个蜂窝的人。但由于资金的限制，城市这个大“蜂窝”已经跟不上市场的快速发展。

　　“早在1987年，义乌就提出了建设中等城市的目标，但城市建设缺少资金。政府没钱，靠市场的税收完全不够，怎么办？此时，许多人富了起来，他们对土地的需求旺盛，而政府拥有大量土地所有权，却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当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冯志来，感到土地有偿使用改革对于义乌来说尤为迫切。但是，“那时只有经济特区才能搞土地有偿拍卖。”

　　在毛光烈的积极争取下，义乌的试点得到了省里主要领导的支持。1991年8月，义乌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落下第一槌，此后每年土地拍卖资金都在亿元以上，巨额的资金来源为市场的发展和城市配套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同时，市场繁荣带动了更大的土地升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义乌的“反常”与“正常”

　　20多年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经历了8次搬迁和11次扩建，每次升级换代都由政府或者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完成投资。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义乌，却由政府去办市场，义乌的“反常”让许多人迷惑不解，而这正是义乌发展市场的核心秘诀。

　　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认为，“义乌专业市场和物流场站的产权均由政府控股，这样政府就牢牢把握了市场发展和调控的主动权。”在调控摊位价格上，就充分证明了政府的“有为艺术”。随着市场越来越兴旺，摊位价格也“水涨船高”，一个摊位的市场转让价格多在百万以上，最高已经达到300万元。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出租，很多经营者都会被拒之门外。而义乌市政府却可以通过产权这一垄断资源，来保障“经营者有其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中，一个9平方米摊位，租金仅为5万元／5年，有效控制了盲目高价炒作，大大降低了市场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

　　而且，政府掌握着市场的核心资源，可以很好地对市场进行规划，推进市场结构调整和合理布局，对各代市场进行不同的功能定位，用行政手段进行划行归市。因此，义乌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助理何培松对国内批发市场研究比较后认为，国内很多市场开始都和义乌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最终没能发展起来，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市场是一个一个建的，不同的分市场的所有权归属于不同的主体，导致内部竞争非常激烈，市场资源分散。而义乌可以由政府把所有的市场资源整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集聚效应。

　　更重要的是，义乌政府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始终掌握着一个尺度。在吴蔚荣市长看来，这是义乌市政府多年一直坚守的原则，也是义乌的一大特色。

　　对此，小商品城工商分局局长陈如林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没有形成气候，靠个体经营户来营造环境很难，必须强调政府引导，这个时候以政府的行政行为推动为主。市场发展成熟后，市场的主推力应从有形转向无形。”一直在工商局工作的陈如林经历了政府角色转变的整个过程。在义乌办市场的前10年中，工商局既是小商品市场的主办者、经营者，也是管理者。随着市场的兴旺，这种体制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1993年开始，义乌在全国率先实行管办分离。市场主办者变为政府控股的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市场的建设、发展和经营，而工商部门则承担主要的管理工作。1999年，义乌又成立了市场贸易发展局，专门负责市场的规划、市场之间的协调分工等。“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协同管理，保障了市场向着健康、有序、规范的方向发展。”陈如林告诉《决策》。

　　钢丝上的舞蹈

　　义乌市场发展的背后，每一步都有着政府的烙印，让观察者们感到惊讶的，不仅是政府作为一种市场主体之外的力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义乌市政府能恰如其分的发挥作用，而这需要很高的艺术。但在很多义乌人看来，政府调控市场如同在钢丝上跳舞，要想每次都拿捏准分寸，殊非易事。

　　最典型的例子是政府对运输市场的收与放。创办市场前期，义乌的运输业随之兴起，其丰厚的利润使得人们纷纷进入这个行业。此时，政府只是采取粗放式管理，造成整个运输市场混乱不堪。

　　为了改变这种无序状态，1990年，政府成立“联托运整顿指挥部”，把所有线路的经营权全部收回，以承包的方式发放，一条线路一家公司。政府的这种垄断作法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效，但是，运输公司间由于缺乏竞争，导致价格高，服务不好等，引起商户的不满。政府虽然费尽心思让价格降下来，但问题却越来越多，同时一些非法运输点悄然兴起。

　　1997年，义乌市政府开始打破垄断，逐渐开放了部分线路，运输市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激烈竞争。2004年，义乌运输市场彻底放开。放开虽然对市场竞争有好处但还是难以管理，政府该如何管理好运输市场，至今仍是义乌市争论的话题。

　　2001年，义乌市政府开始在城北建设总建筑面积达260万平方米的国际商贸城，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争议。反对者认为，政府再建这样的专业市场是墨守成规之举，而且如此巨大而集中的市场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政府应该重新考虑义乌市场的发展方向。

　　如今，国际商贸城还未完全建成，很多问题已经显现。最明显的是交通问题，国际商贸城附近的道路已经成了义乌交通最拥堵的地方。去商贸城的很多客商不仅对交通堵塞不满，更抱怨市场太大，在里面转半天也找不到一个摊位，因为在这个巨大建筑里共有5万多个摊位。

　　义乌市政府调控市场面临的新挑战还不仅于此。就连政府控制市场所有权这个曾经让所有义乌人都习以为常的做法，也开始受到质疑。在一些人看来，作为掌握市场产权的上市公司，小商品城集团拿所有义乌人的资源给股民分红，这并不公平。

　　“义乌市场和整个城市都处在转折关头，在这个转折时期，各种新观念开始冲击过去政府的调控理念和手段。”在冯志来看来，政府如何踩准市场变化和时代发展的“鼓点”，引领义乌市场迈向更高层次，是当前义乌市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记者 吴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