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慈：琴鸣伴书香

　　王缉慈，女，汉族，1946年2月生，广西博白县人。1968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指导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兼职教授等职。在北京大学主要讲授“工业地理学”、“技术与区域发展”课程，并从事产业集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工业地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发表中英文论文100余篇。

　　文/秦阿娜 陈征微

　　楔 子

　　“她做学问极其认真，对于论文，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

　　“她是产业集群研究网的版主，她对网友的问题有问必答，非常耐心。”

　　“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将国外的最新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还能结合中国实际做深入的创造性的研究。”

　　“我形容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游泳者，一个登山者，一个织造知识网络的工人。我是一直不停地在钻研，在攀登，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引 言

　　悠悠未名，巍巍博雅，这只是我们爱北大的无数理由之一吧。大抵与北大结缘的每个人，都会爱这片园子爱得深沉，抑或是因为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而一再地延续与北大的缘分。在冬日里，我们采访了这样一位女学者，她和她的家人与北大的缘分实在是令人钦羡：她曾几番求学于北大，又任教于北大环境学院；她的父亲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她的哥哥毕业于北大数学系；她的大弟毕业于北大国政系，如今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执教；她的丈夫在北大力学系工作；她的两个女儿和外甥女也从北大毕业……这位女学者不仅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她还热爱音乐：她曾任北大手风琴队队长，她会自己作曲，她常把学生请到自己家里，开热闹的音乐party……她就是王缉慈。

　　我们采访的话题，是从

客厅里的一架钢琴开始的——

　　琴声悠悠，勾起往事回忆

　　记者：王老师，这是您的钢琴吗？您喜欢弹钢琴吗？

　　王缉慈：这架钢琴是我姐姐的遗产。其实我是拉手风琴的。我现在有四架手风琴，(指着桌上的手风琴)这是其中一架，也是我姐姐的。我姐姐的两个孩子都在国外，他们的手风琴就给了我。这个小的是今年“十一”的时候，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在这里开party，他们拿出来玩的。

　　记者：那您是什么时候学会拉手风琴的呢？

　　王缉慈：我学得可早了。那是高中的时候，我是清华附中的，学校里有手风琴组，一共有五个人，我是组长。其实我拉手风琴还是受哥哥的影响。我哥哥当时是北大手风琴队的队长。他经常业余参加一些活动，尤其是“五一”、“十一”晚上天安门的狂欢。他去参加天安门狂欢舞会，我也想去，他就说：“你学会拉《毛主席的光辉》，就让你去。”后来我一天到晚就练那首曲子。那是高二、高三的时候。到后来我上了北大，也参加了手风琴队，后来我又变成北大手风琴队的队长。

　　北大手风琴队最兴旺的时候有三十多架手风琴。队室就在29楼的129，里面两排桌子都放满了手风琴。结果到“文革”的时候，那批手风琴全都丢失了。那些琴挺好的，还有意大利的手风琴，真的很可惜。那批手风琴我都非常熟悉，每个琴长什么样，一号琴、二号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记者：王老师，听说您还教过一段时间的音乐，是吗？

　　王缉慈：是的。1968年大学毕业时，因为所谓的“出身不好”——我父亲“文革”时候是“黑帮”，是被打倒的反动权威——就被分配到河南的部队农场。我在北大拉手风琴还挺有名的，在我到那儿之前，前期到达的北大的其他同学就已经告诉那里的人我会拉手风琴，我一到那儿就被选到部队宣传队了。在部队农场一年，后来又被分到县剧团。再次分配就分到学校教音乐，从1970年到1978年，是教中等师范学校。也就是说我脑子最好的时候在搞音乐。现在想想是很可惜的，但是也有好处，我昨天在上海创意产业活动周讲创意产业，我为什么对创意产业比较感兴趣呢，可能也是因为我曾经搞过文艺方面的东西吧，就是说有这方面的感受。但是在河南教音乐、搞文艺的10年，说实在的，我很少提，因为这10年太痛苦了，等于是荒废了。一天到晚拉手风琴。我还弹琵琶，为了演样板戏。那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叫革命需要。

　　从25岁开始，直到35岁，应该说是脑子最好的时候，我在干这个。而我的同行，像我那张合影里的都是国际上的一流学者，各个国家的。其中的同龄人在60年代已经有一点paper出来了，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知名学者了。可我60年代还在那“哆 咪”呢，把专业完全忘掉了。当时就以为将来永远不会搞专业了。

　　记者：那您后来又是在怎样的机遇下回到了北大呢？

　　王缉慈：我是作为“回炉生”1978年考回北大的。所谓“回炉生”是说六八、六九、七O三届的北大学生可以重新考试，上两年制进修班，把“文革”时没上完的两年课程补回来。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一个新政策。但考试难度很大。北大各院系都是自己出的题目，在全国各地设考场。北大地理系考两门课——高等数学和地质地理基础。因为我从事了10年音乐工作，专业知识和数学基本都忘了，只能拼命努力地复习，买到一本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一道题、一道题地做。

　　备考的过程十分艰难。看到1、2、3就想起Do、Re、Mi，完全不能进入状态，只能从初等数学重新学起。当时让人把我反锁在屋子里复习。准备了半年时间，非常不容易。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回了北大地理系。当时北大地理系在全国一共只招7名学生。能够考回来继续读书，我想我是很幸运的。

　　两年后，北大那批“回炉生”中只有3个人能留校，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很幸运能够留校教书，一直教“工业地理学”到现在。

　　书香阵阵，知识搭建网络

　　记者：您和北大真是有着很深的缘分呢。您还记得第一次来北大的情形吗？

　　王缉慈：1954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我8岁，跟随父亲从广州中大来到北大。当时我从广州中山大学附小转到北大附小。那时的附小就在现在北大图书馆的位置。

　　记者：您在1963年考入北大地质地理系，这个专业是您自己选择的吗？是出于兴趣还是偶然的因素呢？

　　王缉慈：地质地理系是我自己报的志愿之一。我是清华附中毕业的，在清华附中初、高中共读了六年。1957年的时候，清华附中初中是北大、清华唯一的子弟校，当时还没有北大附中。那时候北京有八大学院——石油学院、矿业学院、地质学院等，都刚成立不久，有大量可选择的机会。我们那一届北京市每人可以报30个志愿。第一批15个，第二批15个。我前四个志愿报的都是清华大学。报的是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还有水利系等。我的第五个志愿是北大的地球物理系，第六个志愿是北大的地质地理系。结果我高考化学考得很糟糕，没有考上清华。北大地球物理系也没上，就上了地质地理系。所以，我学习地理这个专业，纯属偶然。

　　记者：您现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产业集群，能简单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王缉慈：我最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产业集群，而这个内容的基础是产业集聚。我是从1980年开始研究产业集聚的，我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我国经济地理学的老前辈仇为之先生当时给我一个任务：研究山东省淄博市南定工业区的工业成组布局问题。当时受到从德国访学回来的陆大道先生关于工业成组布局的文章的影响，我在南定工业区各个工厂走访调研，分析后写成一篇论文，叫《山东铝厂及其有关企业的成组布局问题》。这是我的处女作，虽然没有投稿，却为后来我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5年，我得到世界银行贷款，在加拿大访学整整一年。当时我研究的是工业园区。那时国内刚刚开始有经济特区，我写了一篇经济特区方面的论文，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和英国的企业区这样的一个免税区家族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特区，分析中国的工业地理变化。这篇论文是1986年在美国《经济地理》杂志上发表的。

　　许多人都会把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两者混淆，实际上从知识背景、理论基础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国际上是因为城市高速公路的出现以及城市内部问题的产生而使一些企业要搬至城市外围，工业园区的建立是为了吸引这些企业的到来，是一种依靠外力的区域经济增长，而产业集群是依靠内力的。我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很多的工业园区也筑巢引凤，跟产业集群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1990年我从加拿大回来，参加魏心镇老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科学园区。我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这应该是国内比较早的研究科学园区的成果。当时是非常新颖的，这本书的影响也比较大。

　　1998年我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新产业区”(就是后来的产业集群研究的一部分)，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一书就是那个课题的成果。这个课题是以我在加拿大对新产业区的八个月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的空间》一书影响很大，我们后来的网站可能和那本书的影响有关系。

　　1997年申请这个课题的设想是怎么出来的呢？当时我发现国内已经有了很多产业集聚区，像河北清河做羊绒加工，温州做打火机等等，就想应该借用国外的相关理论，如意大利的专业化产业区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实践，就申请了这样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当时认识非常模糊，全国都没有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也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像浙江的“块状经济”、中关村的现象如何用新产业区的理论解释？中关村是跨国公司的卫星平台还是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心？这些问题都没有十分清晰的答案。于是我们课题小组经常开会，一两个星期就要开一次讨论会，大家知识碰撞——应该如何理解，逻辑关系如何——讨论得非常热烈。我们最后还是攻克了这个难关，出了这本书。我现在还很怀念那种大家知识碰撞的情景。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明朗化了，大家都明确同意这样的观点，而且继续在做研究。

　　2004年，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中，我受命担任区域科技组的副组长，进一步探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我国产业集群的问题。而且最近在国际上又有大量新的文献出现，国内产业集群升级的压力很大，再加上集群研究领域有很多的同学和老师，在很多的轨道上赛跑，我现在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不断地在进行知识积累。

　　记者：王老师，我们知道您自己有一个专门讨论中国产业集群的网站，那么您最初是怎么想到建立这样一个网站的呢？

　　王缉慈：说起建立这个网站，是因为我体会到开放性搞研究的重要性。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出国搜集了很多英文资料回来，在我所研究的领域，我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但那时我常常把我所有的资料都锁在办公室柜子里，不给别人看，就我自己一个人消化这些资料，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自己写了一些文章。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我看到了Saxenian的一本书《Regional Advantage》，当时是我们系的孟晓晨老师从美国带回来送给我的，关于硅谷和128公路的对比。这本书里面关于硅谷的部分我的感受非常深，其中有一段说到在硅谷，创新的人是不怕模仿的，因为当别人模仿的时候你又已经在往前走了，这一下子使我开窍了，觉得自己不应该把资料全锁在柜子里不给别人看，不应该这样保守，应该和大家一起学，体会到搞研究首先要开放。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在家里没事干，想起头年冬天在科技部组织的软科学会议期间，国内的不少年轻人跑来和我聊天，说王老师您能不能做个网站，我当时答应了。那是12月，一直到2003年的5月，我一直在想各种方法把这个网站做起来。我首先想了几个专题：集群是什么、集群为什么、集群怎么发展、集群怎么研究等等，然后就让我小女儿初步做了网页设计。接着就开始找人，看把网站挂到哪里。一会儿想找新浪网，一会儿想找环境学院，一会儿又想到北京大学，最后发改委的一个处长帮我联系了浙江的一家公司帮我做这个网站。当时我说现在北京闹“非典”，我在北京而你们在浙江，这怎么能运行呢？他们说可以解决。他们在杭州萧山进行维护，让我在北京当版主，这样我就做起来了。

　　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所掌握的大量的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放到网上，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也找了本科生帮忙，花了很多时间把60多篇英文文献排序后放到网上去。我还开设了论坛，自己带头发帖，吸引会员参与讨论。以后，我每天像照顾花园一样照顾这个网站，可以说我对这个网站花了无数的精力，到现在我已发了1000多个帖子，平均每天1.4个帖子。至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想法是：这方面的研究要深入下去，有很多相关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很多相关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只有我一个人或我的一个小组是搞不出来的；另外全国有很多人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那时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沟通，而我建立这个网站后，大家就可以在上面沟通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实用的工具，很多人在这个网上结交了朋友，甚至利用这个网络建了一些产业集群论坛。网站开设到现在，人气一直很旺，参与学术讨论的帖子已经有一万多个了。

　　我自己的感觉是，个人的知识是一个网络，和大家一起学习是更大的网络。个人的知识就像一棵树，有基础，有树干，有叶子，有果实，而个人的知识积累是一种知识轨迹，我的经验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沿着某一知识轨迹往前走。

　　记者：我们感觉，像您这样的教授，自己开一个论坛，并且抽出很多时间发帖子、回帖子，真的很难得，那么您是因为对这个专业特别有兴趣，还是说比较喜欢跟学生们打交道？

　　王缉慈：我对我这个专业确实很有兴趣，现在已经钻进去了；而且，我认为大家问的每个问题都促使我思考，促使我学习，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常常是有人来问一个问题，我马上进行思考，或者有时需要上网查些资料，最终予以解答。每问一个问题都是对我的促进，所以我很愿意这样来做。

　　像昨天就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的“branch plant economy”，就是分厂经济的。我过去是在加拿大

留学的，在加拿大经常讲到这个“branch plant economy”，现在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很大，大量外资的分支工厂在中国，我有的文章中就提到中国要避免分厂经济。昨天有一个帖子就是问有没有人关注过分厂经济，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其实这个事对我是将了一军了，我说是说过这种话，但是没有研究过专门的文献，两年以前我还向我的加拿大同行问过这个问题，结果他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我昨天看到帖子，马上上网去查“branch plant economy”，查到了加拿大最新的2003年的文章，提到“branch plant economy”是他们的old model of FDI(外国直接投资的老模式)，并且说明了是适用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我就准备一会儿上网发给他。我昨天晚上下载了资料以后，至少这一段我就认真研究了一下，今天我就可以上网发帖子，回答提问的人了。

　　爱心拳拳，从国家到小家

　　记者：您认为是兴趣造就了您现在的整个研究轨迹吗？现在的很多学生倾向于唯兴趣论，认为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就缺乏奋斗的动力，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缉慈：就一个人而言，他的知识树应该是在某些方面有一个研究轨迹。比如我在1978年考回北大，1980年留校，从1980年开始研究一直到现在，我这个知识轨迹是在一个方向上。这些年我的教学和科研是相关性很强的。在教学方面，我教“工业地理学”，又教“技术与区域发展”，这与我的研究是相关的。研究出的东西补充到教学中去，而在教学中发现的东西又应用到研究中去，这两者一直是互补的。我还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加拿大研究，在1985年、1990年和1995年我获得加拿大研究的奖学金得以去加拿大做长时间的研究，我研究加拿大的工业园区、新产业区、高技术产业分布，这也是和我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又如中学教育，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另外一只脚是踏在中学教育上面的，中学课程标准的编制和中学地理的教材，甚至前几年新版中学地理教材中的工业活动这部分是我亲自写的，这当然和我的专业相关。总的说来，我是不断地朝着一个方向去创造。

　　可以说从我的研究轨迹来看，兴趣在起作用。但是兴趣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兴趣都是培养的，受教育的影响。自己一直相信“行行出

状元”、“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所以，一直钻下去，钻着钻着就有兴趣了。我现在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并不赞成“兴趣论”。以自己为例，我小时候喜欢游泳、滑冰和音乐，但现在并不从事这些，所以不存在天生的兴趣。兴趣都是培养出来的，越钻才越有兴趣。我并不赞成过多强调个性。我觉得学习、搞学问确实很累，这条路非常非常辛苦。但如果说不去学习的话，你就永远得不到你人生的乐趣，永远到不了顶峰，感受不到无限风光的那种乐趣。

　　其实做学问本身是一种乐趣，但是要立志，我的感受是，一旦你在年轻的时候立下一种为祖国为科学而奋斗的志向，那会影响你一辈子。

　　我们年轻的时候，女孩子们都想要学习居里夫人，立志做科学家。后来到农村一些比较艰苦的地方去以后，看到中国的贫困地区，就想要为祖国做贡献，为国争光，可以说脑子里装着一个中国——这不是我政治上的一种假话，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感受的。在之后很多年的实践中，我都能体会到当时的志向对我的影响。我现在研究产业集群，研究区域发展，也会以这样一种心态来研究，总想着怎样为这个地区做贡献。

　　记者：请问您经常是这样忙碌的吗？是不是也要经常去国外参加会议？

　　王缉慈：是这样。国内出差两三个月就一次。我到过二十多个国家。时间比较长的有四次。1985—1986年麦吉尔大学，1990—1991年滑铁卢大学转多伦多大学，1995—1996年多伦多大学，很巧，“every five years”(每五年一次)。1998年到澳大利亚三个月。最开始出国的机遇其实还是挺偶然的，但足以说明“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记者：现在很多北大的同学毕业以后出国深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缉慈：我的看法就是：不出去不行，不回来也不行。

　　我认为出去看看、出去学习学习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对学术很有帮助。在国外，每个小的topic题目都有大量的人在研究，因此，与人交流的机会比较多；图书馆的资料也很丰富，网上也可以随便搜索资料。如果有一个时期能够在国外认真学习钻研的话，比在国内学习的效率要高，所以我觉得可以或者说需要到国外进行学习或研究。但是在国外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像学我们这样专业的，在国外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们这种专业的研究内容是和社会有关的，真正广阔的天地还是在中国。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的小女儿现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对吗？能不能谈谈您对女儿教育的一些心得？

　　王缉慈：她本科是北大数学学院2000级的。2004年毕业出国，去哥伦比亚大学学统计学。我小女儿还是挺值得骄傲的，她学习一直很好。刚刚一年，就已经正式拿到硕士学位了，开始读博士。她不但学习好，而且比较懂事。所以我也很放心。

　　说实在的，小女儿的生活我没怎么管，都是她爸爸管，我只管学习。我对小女儿的教育，打个比方来说，浙江省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好？有一种说法是政府无为而治。政府管得少，企业家就特别活跃，改革开放至少前十年是这种情况。我的孩子取得今天的成绩，其实也是我这个妈妈“无为而治”。

　　我想我对孩子可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于我对她幼年的一些影响，还可以吹一吹。在她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带她到海淀图书馆去办了幼儿图书借书证，每个星期去借一次书，我想这可能对她一辈子都有影响。她一年级的时候，学汉语拼音，我就给她编了好多顺口溜。我原来有一本小册子，是我父亲的，关于汉语的十三辙。我就用那个十三辙给她编一些小的顺口溜。比如说学“a”的时候，“小鸭鸭，叫喳喳”，就是乱编，让她知道“a”是怎么回事。这样她很快就学会了。学一个“a”就要写几十个“a”的那种教育方法肯定会让孩子非常厌倦。一个字母写那么多遍，都不一定记得住。但是编一个顺口溜，可能孩子很快就记住了。而且她很愿意学，说不定她自己还会主动去编。所以我想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应该是寓教于乐吧。还有，就是我跟她玩，在游戏中开发智力。我教她用扑克牌玩24点，练习加减乘除等等。我曾买过一本扑克游戏的书，教她各种各样的扑克游戏。算术呢，我就从生活中的摆筷子来启发她。我很少给她买玩具，买的为数不多的玩具也都是智力方面的。我觉得对小孩的教育就是要发挥他的创造力。还有很多玩具都是我自己做的，用药盒、火柴盒等剪贴后做成小桌子、小椅子、冰箱什么的家具给孩子玩。

　　记者：那您在小女儿做一些重大选择时，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

　　王缉慈：先说专业选择吧。当时主要是她爸爸给她的压力。高考的时候，我小女儿最初志向是学心理、教育。最后也征求了很多老师的意见，综合考虑决定了学数学。北大数学学院是全国最好的。我基本没有参与意见，“无为而治”。

　　出国这个决定也是女儿自己做的。她爸爸支持她选择出国。我不是很坚持要她出国，一是怕女儿走后家里冷清、空虚；二是我经常在国外看到许多孩子过得很孤单。但我最终还是尊重她的选择。

　　至于出国后是否回来还是让她自己决定，我根本不表态。她自己是要回来的，她人生观确立得比较早，中学时起就有为中国服务的信念。加上她在北大自行车协会期间曾经到过边远山区，这些体验让她认识到教育十分重要。所以我想她应该是会回来的。

　　记者：那您和女儿的关系怎么样呢？

　　王缉慈：我觉得自己挺失败的。我有两个女儿，女儿们跟我的关系不像别的孩子和父母那么亲。我工作太忙了，和女儿们的交流很少。孩子们很独立，也很懂事。两年前，我甚至忙得把小女儿的生日给忘了，很不应该，是个“不称职的妈妈”。大女儿从北大社会学系在职硕士研究生班毕业之后创业，她很能干，现在已经有一岁多的儿子，很可爱，但我也很少有时间去关心他们。

　　我1998年去澳大利亚的三个月，经常和小女儿e-mail联系。距离远了，交流得反倒比较多。近距离的时候交流少。

　　小女儿自从2004年7月去美国直到现在坚持每天晚上给家里打电话。我们平时也保持e-mail联系，但考虑她爸爸不上网，还是每天都打电话。最近，快要圣诞节了，她就要回来探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