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血色青春记忆

　　-本报记者　周益　实习记者　蒋晓磊　刘雅娟

　　【周末报报道】这是一段几乎被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往事。

　　当我们在江苏省档案馆，看着那一张张发黄的相片，一张张喷薄着朝气的面容，谁又能漠视他们曾经的青春岁月。

　　50多年前，这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怀揣建设新中国的理想，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步伐，来到那荆棘丛生的“蛮荒之地”。

　　朴陋的生活、凶猛的野兽、土匪的屠刀、叛徒的子弹……他们的青春承载了太多的责任和磨难。

　　新年伊始，江苏省档案馆征集处给本报打来电话：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丁品和李辉这两位老人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这段历史告诉了江苏省档案馆，档案馆方面深受感动，并开始了史料的征集工作。征集处同志告诉周末报记者，对这段史料的征集不仅能弥补馆藏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征集活动，让那种为了国家和人民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来鼓舞现在的年轻人。

　　“江苏省档案馆做了一件好事，这样大规模的史料征集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2007年1月19日，79岁的丁品在夕阳中目光闪烁，他骄傲地向记者出示了一个证件——转业军人证。打开红色的封面，记者看到他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员。

　　“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批支援西部的青年志愿者。”今年75岁的汪作民喃喃地说。

　　50多年前的“南下热”

　　1949年5月，渡江战役胜利后不久，第二野战军受命挥师西进，解放大西南。

　　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下令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招收上海、南京和苏南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

　　汪作民当年是南京市一中的学生，2007年1月21日，他在家中告诉记者：“1949年6月，在上海、南京传出组建西南服务团的消息后，立刻在当地进步青年中就掀起了一股‘南下热’。”

　　汪作民说，在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中间，有的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被解救出来；有的青年已举家出走港台，他们自己在临上轮船、飞机前留了下来；有的瞒着家人，改了姓名；更多的大学、高中应届毕业生放弃了优越的就业或升学机会；还有兄弟姐妹、师生、夫妻、情侣联袂报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绝大部分西南服务团团员其实在解放前都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

　　离休前，丁品是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他特地放了一段录像，给记者补课，了解那一段历史。他陪着记者边看边说：“我有几个亲戚都在苏北解放区工作，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非常痛恨，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加入革命的队伍。家乡无锡解放后，在解放区工作的舅舅回到家中，告诉我西南服务团招人，并且鼓励我去报名。当年我21岁，家庭成分也好，所以一报名就被录取了。”

　　同为无锡人的江苏省档案馆原副馆长邵敏，至今为没能加入西南服务团而遗憾。邵敏说：“因为我是青年团员，表现也不错，所以最先公布的10人名单里有我。可最后有人说我年纪太小，把我刷了下来。西南服务团要求的年龄是18岁以上，我才16岁。”

　　今年82岁的陈宝荣，当年是私立南京建国法商学院的大二学生，大学期间她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学生组织，并参加了轰动全国的南京“四一”学生大游行。陈宝荣的家就在周末报社附近。1月18日，当记者在电话中提出去她家采访时，老太太连连回绝，她说：“丈夫身体不好，家里又脏又乱。既然我们靠得近，不如我到你们报社来吧。明天上午9时，你到报社门口接我。”

　　第二天的9点钟，记者在报社门口没见到陈宝荣，打电话去她家时，老太太解释说：“丈夫生活离不开我，我刚刚喊了儿子过来，替我照顾他一会儿。不用等多久了，一会你在报社门口见到一个穿中装的老太太，那就是我。”

　　不久，记者果然看到一个穿着绿色中装棉袄的老太太出现在报社门口。她正是陈宝荣。

　　说起西南服务团，陈宝荣告诉记者，她参加服务团前，母亲也不同意，因为她哥哥是国民党军队孙立人部的军官，已经随孙立人逃到台湾，身边就她一个女儿。“我妈妈是小脚，拦不住我。”陈宝荣呵呵一笑。

　　丁品告诉记者，在当时，对这些青年的革命热情，他们的家人朋友并非全都支持，毕竟从生活富裕的江南到“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害怕孩子过去要吃苦。“当时我是在无锡参军的。记得有一个女同志为了躲避来部队找她的母亲，还化了装。她母亲没办法，声称要卧轨，说女儿不回家就不让火车开。最后军管会的同志反复做她母亲的工作，这个女同志才顺利加入服务团。”

　　亲眼看到邓小平

　　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宋任穷任总团部主任，其他领导成员有张霖之、曹荻秋、彭涛、段君毅、万里等。

　　“全团17000余人，其中7000余名是从老解放区和部队中抽调的干部骨干，进步青年约1万人。”汪作民告诉记者，“当中大约有3000多人是大学生，其余的是中学生和青年职员。我当时就是一名高三学生。”

　　从1949年7月开始，西南服务团在南京集训了三个月。

　　江苏省档案馆的同志告诉记者，他们在征集西南服务团史料时，听到老人们回忆最多的就是邓小平当年给他们作报告。

　　邓小平作报告是在中央大学操场上进行的，丁品当时很幸运，他所属的中队第一个来到会场，所以位置离主席台最近。

　　“讲台设在中央大学(校址在今东南大学)的操场上，只有一张学生课桌，一只水瓶，一个烟灰缸。我坐的位置离讲台只有四五米，看得很清楚。邓小平一上来就把帽子一脱，手上没有稿子，当台上的主持人宣布邓小平讲话时，台下的掌声就开始沸腾起来。他当时大约45岁左右，穿一件黄布军装，脚上是一双布鞋，矮矮的个子，剃了个光头，双目炯炯，显得特别精神。他和大家打了招呼后，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今天作报告的题目是‘老实’二字。整个会场一下子寂静无声。这两个字成了我那么多年来的做人做事原则。”

　　陈宝荣也对邓小平作报告的场景印象深刻：“邓小平吸烟很凶，作报告的时候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忽然，空袭警报呜呜地响了起来，讲台四周的警卫员有点紧张，但邓小平却镇定自若，还是慢悠悠地抽烟，直到警报解除。”

　　汪作民感慨地说，当时给我们讲课的人水平之高，是其他院校都望尘莫及的，“我特地记录了当时开列课程项目和主讲人的名单：开学典礼(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树立革命人生观》(西南服务团总团部副主任彭涛)；《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论人民民主专政》(二野政委邓小平)；《论老实》(二野政委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党史》(二野副政委张际春)……”

　　“刘伯承、粟裕、邓小平……这些名字如雷贯耳，我们亲眼看到了之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解放军将领，又听到那些既深刻又亲切的讲座，实在太激动了。”汪作民说。

　　陈宝荣告诉记者：“邓小平做完报告后，会场好像失控了，同志们纷纷冲上前去跟他握手，要求签名。我当时比较害羞，只敢在远处看着。”

　　行军八千里，步行三千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全国都在庆祝，我们西南服务团也在这时候出发了。”陈宝荣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我们坐的是闷罐车，隔着门缝，看到铁路边都扎了庆祝国庆的大牌坊，非常漂亮。车厢虽然拥挤，但大家好像都沉浸在欢乐中，一路上不停地唱歌。”

　　“走！向着大西南走！……西南的同胞不能再等待，他们是处在水火中！……”陈宝荣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还有《团结就是力量》。”

　　几十年后，汪作民回忆那段坐闷罐车的往事时，也充满了快乐。

　　“一个车皮内塞进一百余人。人们分成两排，各自头靠车厢，两边脚对脚。紧闭的车门只留一小条缝，男同志小便可以冲着门缝方便一下，女同志就麻烦了。男女同志之间放上行军锅、油桶、粮袋之类当屏障。”汪作民说，“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当时一点没觉得苦。”

　　火车先是北上。1949年10月6日，也就是当年的中秋节，火车停在郑州。

　　“那可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中秋节。”陈宝荣说，“部队给我们发了月饼，并在各个停靠站台上举行了联欢晚会，我们在月光下唱歌跳舞。”

　　随后火车自郑州转而南下，用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到了武汉，驶向湖南。

　　与此同时，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步伐也在加速之中。10月14日，由陈赓指挥的二野四兵团协同四野15兵团解放了国民党“临时首都”广州。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此时，贺龙率领的18兵团从陕西方面进军四川，刘邓的二野两个兵团则自湘西直逼四川、贵州两省。

　　10月下旬，丁品所在的川南支队在湖南桃源，陈宝荣和汪作民所在的云南支队在长沙，分别进行了休整。

　　“我们抓紧时间学习了刚刚公布的《共同纲领》。”陈宝荣说，“同时，领导告诉我们，接下来要步行到云南，每个人都必须轻装上阵。当下，我就把随身的几件衣服寄回了南京。”

　　据汪作民介绍，经过轻装，规定每人的背包是8市斤，但另外还有干粮、雨伞、鞋子，有时还得带干柴。每个班有一支步枪，由男同志轮流扛。每天路程一般是六七十华里，最多达120华里。几乎每个人都有当“泡兵”的经历——即脚上打水泡。由于长时间行军，他们经常汗流浃背，可是又没有洗澡和洗衣的条件，每个人无一例外地生了“革命虫”——虱子，有的还生了疥疮。

　　从南京到四川、贵州和云南，最远的路程大约有七八千华里，“我们称作行军八千里，步行三千里。”陈宝荣自豪地说。

　　丁品所在的川南支队随二野于1949年12月进入四川，“蒋介石是12月10日逃离成都的，我们走得再快一点的话，就能抓住他了。”丁品大笑。

　　真实而惨烈的剿匪记

　　西南各省素以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而著称，据史料记载，当地的土匪、民间枪支和烟土之多，冠于全国。

　　丁品回忆说：“当时，地方上的土匪、部分起义又叛变的国民党士兵和潜藏敌特，乘我立足未稳之机，迅速纠集在一块儿，组成了人数多少不一的政治性土匪，打出‘反共救国抗粮’之类旗号，占山称王，同我们展开了‘游击战’。一时间，几乎川南各县都有一两股以上这样的土匪，每股人数由几十人至几千人不等，其活动的中心目标便是竭力破坏征粮工作，以断我生路。因此，要征粮就必须先剿匪。”

　　当时，中共西南局把这一场以征粮剿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斗争比喻为第二次“淮海战役”。

　　西南服务团除了分配在城市工作的同志以外，分配到专区、县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直接投入到征粮剿匪的第一线。丁品被分配到泸县的石洞区。因为工作出色，1950年，他就被提拔为副区长，此时泸县的剿匪作战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之前，已经有两个区政府被土匪攻占，很多同志都牺牲了，而我们区就是土匪的下一个目标。”丁品说，“一天晚上，土匪包围了区政府，虽然不远处有解放军的一个炮兵团部，但当时已经派不出人去求援。我一看不妙，连忙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第一中队如何如何，第二中队如何如何……土匪听到后，不知道区政府里有多少部队，慌忙溜走。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才松了口气。”

　　土匪撤走后，丁品急忙请求上级把那个炮兵团部驻扎得离区政府更近一些。后来，土匪再也没敢这样大模大样地包围区政府。

　　说到剿匪，丁品认为陈宝荣这个当年害羞的女大学生才是真正的传奇英雄。

　　25岁的“双枪老太婆”

　　陈宝荣随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入滇后，被分配到武定专区第四区征粮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共有8个人，3个是当地中共党员，5个是从西南服务团过来的。据汪作民回忆，当时在云南省这样的征粮工作组一共有5000余人。

　　到武定县后的前三个月，陈宝荣几乎天天要跟随其他征粮工作组组员出去联系射击。“组长给我配了两把手枪，一把‘推六’(左轮)，一把‘拉七’。”陈宝荣笑说，“每天上午征粮，下午练枪。以前从来没摸过枪，就当临时抱佛脚。”

　　谁知，这临时练的射击技术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950年5月下旬的一天，是武定专区猫街的一个赶街(赶集)日。一个名叫傅伟的“边纵”(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队员跟陈宝荣在集市上搭档。傅伟负责收税，陈宝荣负责收粮。

　　到了下午4点多钟，已经有4万多斤粮食进了仓。这时，一个姓陈的民兵跑到陈宝荣面前请假，说：“我要回家去了。”

　　陈宝荣没同意，他又说：“是我哥要我回家。”

　　“我很奇怪，以前都是干到天黑才回家，今天征的粮食是以往的几倍，他为啥就没干劲了？”陈宝荣告诉记者，“我觉得应该批评他了。”

　　陈宝荣一本正经地对那个民兵说：“你白学了《为人民服务》啊，晚上回家难道不行吗？”

　　那个民兵犹豫了一下，把陈宝荣拉到一边，低声说：“我哥哥刚刚在集市上听到人用彝语说，元永井的税警队叛变了，今晚要攻打猫街。已经有很多人伪装成农民混进了猫街。”一直埋头收粮的陈宝荣这才发现，今天集市上的陌生人确实比往常多。

　　陈宝荣赶紧找回傅伟，两个人把民兵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短会。之后，她立刻宣布三条命令：一是停止收粮；二是驱散赶街人流，并把陌生人都清理出猫街；第三清店，所有旅馆和当地住户家里都不准留客。

　　陈宝荣数了数自己人，除了她和傅伟，一共才10个民兵。她派出其中两个民兵出去搬救兵：一个去30里外的解放军某部驻地，一个去15里外的农会。

　　“猫街的寨子在一个山头上，有碉堡、岗楼和厚实的土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们把寨门关上，剩下的人分配好枪支弹药，以碉堡、岗楼为据点，分别派人把守住，应该能等到解放军过来。”

　　晚上12点左右，30多个农会会员赶到猫街。陈宝荣把他们集中布置在学校的围墙边，那里离寨门很近。

　　接下来就是等土匪进攻了。周围一片死寂，连平时聒噪的山鸟都没有发出叫声。

　　“虽然白天的工作很累，但我们一点睡意都没有。就这样眼睛睁了一夜，一夜没事。”陈宝荣说。

　　东方渐渐发白。一个民兵突然听到脚下的狗洞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再一看，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爬进来，他赶紧朝狗洞处开了一枪，只听到一声惨叫。随后，枪声四起，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土匪在山寨外已经埋伏半夜，现在要正式进攻了。

　　“当时，我除了腰间的两把小枪，肩膀上还挎了一支‘中正式’步枪。听到土匪的枪声，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陈宝荣说。

　　“那就是对民兵的布置。我把民兵都布置在碉堡和岗楼这样重要的制高点上，一旦民兵中有人叛变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陈宝荣的担心并非多余，之前不久，四区征粮组的两个同志就是因为民兵叛变而惨遭土匪杀害。其中一个同志叫朱宗富，有个民兵一直拉着他聊天，当土匪出现时，那个民兵突然抓住朱宗富的双手，朱宗富拔不出枪，被蜂拥上来的土匪抓住。宁死不降的朱宗富很快被土匪杀害。还有一个同志叫朱德芳，叛变的民兵将他平时休息的地方告诉了土匪，一天夜里，土匪摸进寨子，将其刺杀。

　　陈宝荣急中生智，赶忙奔向民兵们扼守的据点。

　　她向记者解释道：“我既要防止民兵叛变，又担心他们察觉到我的疑心，只能跟他们说一些射击的要领，要节约子弹等。在巡视的过程中，土匪射来的子弹好几次擦身而过。我当时没有想到死，心里只想着两件事，怎么把敌人击退，怎么稳定民兵们的情绪，等待解放军的救援。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山寨下布满了土匪，大概有几百人。”

　　激战6个多小时，枪声慢慢不再密集。敌人眼看硬攻无效，就想“软攻”——只听土匪对着民兵用蹩脚的普通话高喊：“活捉傅伟，活捉陈宝荣，大洋五百！”之后，他们又把价钱提高到“大洋八百”。民兵们都不为所动，继续向敌人射击。

　　土匪一看这招不行，又来一招。因为经过交战，他们发现把守学校的是农会会员，并且认出这些农会会员是哪个村的。他们又对这些农会会员打彝话：“你们再帮(征粮)工作组的人，杀你们全村，烧你们全家！”这些话是一个叫杨柏志的老人跑来跟陈宝荣说的。

　　于是，农会的人悄悄撤走了，寨子后门洞开。幸好此时土匪还不知情。

　　祸不单行，陈宝荣又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寨子断水了。

　　猫街的水源在山下，平时吃水都要下山去挑。因为敌情紧急，没来得及备水，苦战一天后，战士们都口干舌燥。“我们没水喝可以坚持，可寨子里的人一旦发现断水，肯定会骚乱起来。”

　　“兵法上有这一条，营寨不扎山顶上。”陈宝荣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让陈宝荣不安的想法也得到了证实：无法让解放军来救援。

　　“事后我从领导那得知，派去解放军驻地求救的民兵下山没多久就被叛军抓住。”陈宝荣说。

　　于是，陈宝荣和大伙决定，等夜幕降临后分散突围。

　　突围后行不多远，陈宝荣在树林里捡到一把手枪和一顶帽子，一看是傅伟的。陈宝荣对记者说：“他可能怕帽子上有五角星，身份被土匪认出来。当我与其他8个民兵在约定地点汇合时，傅伟也没有出现，我们都很愤怒，断定他当了逃兵。我们在附近的果纳村作了短暂的休整后，想打回猫街。果纳村的村长急忙劝住我们，说：‘你不能去，敌人已经进猫街了。’我们只好改变计划，准备先回县城。果纳村距离县城有90多里，我们没走多远，就看见我们必须经过的山头上有大约30多个打柴人。是敌，是友？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全体进入战斗状态。”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之前跟陈宝荣他们并肩作战的农会会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身边还有一个彝族打扮的妇女，那个妇女手上提着一只大菜篮。农会会员对陈宝荣说：“陈同志，我们对不起你，没跟你们打招呼就撤了。现在土匪将通往县城的道路都切断了，四处都是埋伏。”他身边的彝族妇女从菜篮中拿出一套彝族服装，说：“他们抓的就是穿黄军装的，你目标太大，赶快换了吧。”

　　在他们的劝说下，陈宝荣打扮成彝族妇女，孤身一人去了那个妇女家，隐蔽下来。

　　陈宝荣在彝族农民家住了3天。第三天晚上，农会来了3个陌生人，他们拿着一封信，说是县委书记写的便条，通知她到果纳村开会。开始陈宝荣还很高兴。可是，当农会会长点名农会会员陪她一起去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答应。

　　“我立刻觉得这事很可疑，便告诉那3个人，我有鸡蒙眼(夜盲)，走不了夜路，要去明天白天再去。他们说，晚上月亮很亮，山路看得见。我更怀疑了，便说，月亮被山挡住了。”

　　农会会长也觉得不对劲，赶忙把那3个人支走。他们走后，会长对陈宝荣说：“你已经暴露了，我带几个会员送你去山上躲一个晚上，明天附近的龙街有赶街，到那时候你再走。”当晚，陈宝荣在农会会员的掩护下，上山露宿了一夜。

　　第二天，陈宝荣化装成彝族妇女，混在赶街的人群中到了龙街。巧的是，县、区领导和傅伟都在龙街。

　　“这时候，我证实了两件事：之前那3个拿着县委书记信的人其实是土匪伪装的，而傅伟当了逃兵，不敢跟我们汇合，并告诉县领导我已经死了。县委书记对我说：‘3天没见到你，我们准备开追悼会了。’不久，我听说傅伟受到了严厉处分。

　　“我向书记报告说，猫街有征来的8万多斤粮食，不能让土匪抢走了。书记听了我的汇报，立刻命令我趁土匪立脚未稳，去把粮食运回来。我说那就给我一个排吧，书记说，这里只能调出两个班。我没多想，就答应下来。

　　“当我们走到距离猫街寨子不远的密三咱村时，一个解放军战士在望远镜里看到对面山头盘踞着一千多土匪，看来土匪正准备离开。我们赶紧派一个战士赶回去请求支援，而我们则悄悄地摸进猫街。我和一个班的战士守在粮库，还有一个班埋伏到寨子边上的山头。当土匪发觉只有人数不多的解放军回来时，大着胆子向我们进攻。这次土匪终于中了我们的埋伏，更让我们高兴的是，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援军赶到了，这次来了5个连！土匪们遭到里外夹攻，溃不成军。我们一共追了50多里，把他们一举歼灭。猫街收复了，库存的8万多斤粮食也保住了。更让我们高兴的是，当这批土匪被歼灭以后，当地建立起了人民政府！

　　“我的事迹在专区通报表扬，因为我经常腰别着两把小手枪，所以就有人说我是双枪老太婆，可我那时候才25岁。”

　　在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中，陈宝荣逐渐成熟，1954年被任命为元谋县江边区区委书记，成为云南省第一批女区委书记之一。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陈宝荣那样幸运。

　　汪作民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大队，离开南京时有373人。到长沙后扩编为424人，1950年抵云南后大多分配到玉溪专区各县工作，大约半年时间，便牺牲了41人，占总数的10%。后来经过统计，整个西南服务团大约有400多人在征粮剿匪战斗中牺牲。

　　汪作民反思说：“大西南解放后，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整体讲，解放军是强大的，但在某一局部(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土匪的力量有时相对地比我方占优势；我们的活动是公开的，而土匪是隐蔽的，因此我们常常挨了敌人的冷枪和暗箭；我们的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新成分，很多人(如西南服务团的学员们)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甚至过去还从未摸过枪，而敌人队伍中则聚集了兵痞、军官、惯匪和职业特务；另外我们是胜利者，往往不自觉地有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而敌人恰恰相反，他们则是孤注一掷，因此敌人常常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更重要的是，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恐怕从上到下都是估计不足的，缺乏思想准备，也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以至很多区乡干部在匪患区工作时，往往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落入敌手而遭残害。”

　　连枕头都没有的婚房

　　为了响应组织上“扎根大西南”的号召，很多西南服务团团员都跟当地人结了婚。陈宝荣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她与一个当地人结婚，婚后育有一子。

　　丁品与妻子程明敏的婚姻当年在泸州被传为美谈。程明敏也是西南服务团成员，来自上海，一直和丁品是同事。“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当敌我关系紧张的时候，我这个男的自然要多照顾女同志了。”谈起恋爱过程，丁品显得很不好意思，“1952年她调到县办公室，一年后，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这样的巧合，加上之前在基层同生共死过，我们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

　　1955年，丁品和程明敏的婚姻被泸州地委批准，并由泸县县委书记做了主婚人。

　　“我们的婚房很简单，我俩把铺盖搬到一起，两张小床拼成一张大床，连枕头也没有。县委书记说，怎么这么寒酸啊。就自己掏钱帮我们买了一对枕头。”丁品笑得合不拢嘴。

　　1960年，丁品所在的工作单位四川省委宣传部，接受了派干部去西藏支援建设的任务。丁品夫妇双双去了西藏。他告诉记者：“进藏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大的不满4岁，小的刚满周岁，在四川无亲无故，孩子又不能进藏。在得知调藏消息的当天，我们就拍了电报告诉孩子的外婆，并且在第二天就动身把两个孩子送到千里以外的安徽外婆家。后来，我因为工作离不开，10年未探望过孩子。等到10年以后，程明敏因病在成都疗养，我去看她和孩子们时，孩子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也不喊我爸爸。”

　　听着丁品讲述他们当年的爱情故事，在大厅里用中药泡脚的程明敏一直面带微笑。

　　汪作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停地称赞丁品夫妇：“1980年，丁品才从西藏自治区委党校副校长的职位上调回南京，他们夫妇先入川再进藏，等到回南京，一晃都30年了。这在整个西南服务团里恐怕都不多见。”

　　当记者问汪作民当年的爱情故事时，他笑着说：“我当年被分配到弥勒县公安局工作，因为人生地不熟，所以很长时间都不怎么跟当地女同志接触。后来好不容易有女同志看上我，我也看上一个女同志的时候，‘反右’来了，一顶‘右派’的帽子扣头上，什么爱情都没有啦。”

　　剿匪女英雄的后来

　　江苏省档案馆征集处处长林越陵告诉记者，他们从征集到的史料中得知，在当年“左”的政策干扰下，西南服务团很多团员都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坐牢，有的被误杀，还有的被劳教，除了已经逝世的人，陈宝荣的经历是最让他们唏嘘不已的。

　　陈宝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一点没有回避。

　　“1958年，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扣到了我头上，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发配到元谋县新民农场劳动教养。虽然当时我已经怀了第二胎，有5个多月的身孕，但丈夫依然跟我

离婚，划清界限。”

　　当年11月，陈宝荣的女儿出生。农场就安排她在磨房工作，这样能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

　　“小孩出生后每月有10斤大米的口粮，我把这些大米磨成粉，熬米糊糊喂她吃。可是很快就有人告诉别人，我这是偷磨房的米粉。农场领导就把我调去种菜。这样一来，孩子就得不到照顾，常常我回房间的时候，看到她滚下了床，在地上哇哇大哭。”陈宝荣说，“我觉得自己再也没法带孩子了，就托人找到丈夫的父亲，请他把孩子领到家里养。”

　　“为了早日‘改造’好，我专门挑重活累活干。先是拖土，后来又到30多里外的山上砍柴，每天早上4点起床，回来的时候食堂已经没有晚饭，我只好拼命喝凉水充饥，时间一长就得了水肿。这场病让我掉了40多斤肉，出院时我称了一下，是34公斤。

　　“后来我被安排去喂猪。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到处找吃的，高粱壳子，攀枝花的花、树皮、树叶，糠皮都是我的食物。这些东西都不消化，有一次，我连续十几天解不出大便，硬是灌了1000毫升的肥皂水才把大便排出。医生检查后还发现我得了‘干血痨’。

　　“还好我把猪养得很好，我养的猪一年能产3窝，受到上级表彰，1961年摘去了右派的帽子。”

　　离开农场后，陈宝荣回到了丈夫家。这时她才知道，女儿在离开她没多久就生了病，家里没钱给她治病，丈夫的父亲抱着她跑出去求医，走了几十里山路后，他又累又乏，靠着一棵树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

　　“这些我都没计较，只希望在丈夫家好好干活，用劳动来打动他，让他同意复婚。可是，干了6年农活并没使他回心转意。”陈宝荣说，“母亲知道这些情况后，给我写信，让我回南京。我也心灰意冷，孤身一人回到了南京。”

　　虽然摘了右派的帽子，但陈宝荣的党籍和职务都没有恢复，到南京以后她靠打短工谋生，纺棉花、泥瓦匠，什么活儿都干过。后来，陈宝荣与现在的丈夫结了婚，婚后生有一男一女。

　　1979年，陈宝荣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干部资格。那年4月，她回到云南，找到原单位办了手续，在县委工作。7月调回南京，在三条巷街道办事处工作。没多久，她就离休了。

　　在采访过程中，陈宝荣声音一直平静，仿佛谈的是别人的事。她告诉记者：“有人说我那时候多辉煌，要树典型，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只是尽了社会赋予我应尽的责任而已。有人问我，当年在农场里有没有想过为党和人民做了那么多事，还被人冤枉？说老实话，那些我一点没想到。我真的认为自己犯了错误，想的都是怎么好好接受改造，能早点出来。”

　　采访结束后，记者提出送陈宝荣回家，她坚决不同意，使劲把记者推回报社大门，她说：“我一个人能走，不用你们送。”说完，转过身去，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步，渐渐融入了穿梭不息的人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