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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林改：最后一块计划“堡垒”开裂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5日10:20 南方周末
听到消防车凄厉的警报声，42岁的陈玉琢腾地站起来，冲到零下30度的室外。几分钟后，他推门进来，对同伴蒋 永彬摆摆手肯定地说：不是去林子方向的。对话的两个男人是伊春市乌马河林业所的林业工人。 这让人印象深刻。仅仅在8个月前，这种对森林防火的关心之情绝无可能。端着酒杯旁观的王中效心知肚明，“林子 现在是他们自己的。”这位伊春市乌马河林业所书记说，“能不关心吗？” 去年4月底，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的伊春市启动了全国首个国有林权的试点改革。这个小兴安岭纵贯全境的森林城市里 ，商品林地的经营权、林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都交给了职工，50年不变，且允许承包林地和林木依法有偿流转。 陈玉琢、蒋永彬甚至包括王中效都在改革中拥有了自己的林地。 国有林业被视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这被称为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之后中国的“第三次土改”。 在8万公顷林地上的试点改革能否在伊春400万公顷林地乃至更大面积的推广，仍需观望。在改革之初，长期生活 在计划经济中的林业工人很难相信改革真的来临了。) 有半年的时间，35岁的蒋永彬拒绝相信林业所所长和书记关于林权改革的解释——国有商品林的林地承包权将出售 给他们这些林业工人，他们对林木拥有自己的处置权。“国有林变成私人的，这太不可想象了。”他说。 几个月后，2006年4月，在伊春林改启动仪式上，他竞拍下了伊春第一块林地的承包权。他的这次竞买，被伊春 林管局称为“林改第一槌”。 4年前，蒋永彬调入了乌马河林业所，因为这个地方距离市区只有5公里，是最近的林业所。14年前，他子承父业 成为林业工人，只是，他现在的工作是种树，而非伐木。由于过度采伐，曾经满眼林木的地方已经无木可伐。 改革的风声很久以前就有所耳闻，蒋永彬并不认为这是真的。他的同事陈玉琢更干脆拒绝，“我可不想几万元打了水 漂”。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2005年年底。在一次与工人的对话中，伊春市市长、林业管理局局长许兆君再次承诺改革是有 利于林区工人，并当众给犹豫不决的职工们算了一笔账，算账的结果显示，这会是一笔好生意。 陈玉琢开始相信改革真的来临，“市长这么大的官，怎么可能撒谎？”他说。 精明的蒋永彬则探听到可能出售的林地，他数次上山勘察，试图寻找一块自己满意的林地，“6万元可是我的全部家 当，我不得不小心。”他对记者解释。 几个月后，林地的评估价出来，蒋永彬看上的那块9.3公顷林地，价格是8.5万元，如果一次性付款，还有28 ％的优惠。蒋决定选择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他要支付62901元。钱成为大问题，此时他每月工资仅200多元，几个月后 ，才上涨到350元，他的全部积蓄只有4万元。 他首先需要说服妻子，只有通过妻子，他才能向岳父借到钱。 妻子首先反对，孩子上学要钱，生活要钱，如果把钱全部投到林地上，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效益？为了补贴生计，妻子 开了一个家庭小旅馆，两个人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为什么要买林子？ 蒋颇有远见地告诉她：就是以后林地转让出去，我们也能挣到十几万，更不用说十年后林子的收益了。妻子被说服后 ，他又用充满诱惑性的语言对开木材加工厂的岳父说：现在原木紧缺，即使以后我还不了钱，我那林场的木材还能给你提供原 料。 岳父爽快地借钱给他。 蒋永彬还要得到自己父亲的许可。他知道父亲的软肋所在——希望能为自己9岁的孙子(蒋的儿子)积攒一笔钱。蒋 永彬说：“我买下林子，就是为了留给孩子一笔财富，十年后，这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父亲也无法拒绝他的解释。 2006年4月29日，伊春林权改革在乌马河林业所启动，蒋看上的那块林地第一块被拍出。当时有三四个人表示 出购买的意向，蒋永彬说服了与之熟稔的竞购对手，以高出底价2000元的价格拍到承包权。 其后，陈玉琢也以2.96万的价格拍得10.5公顷土地的承包权。他向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借了2万元。和以前借 钱不同的是，这次亲人们尤其爽快。“他们相信这是一笔好的投资。”陈玉琢说。 据伊春市林权改革办公室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12月25日，伊春市8万公顷试点林地承包任务已完成。6623 户类似于蒋永彬的林业工人通过各种支付方式获得林地承包权。每户拥有原则上不超过10公顷的林地承包权。 “试点改革，就是要实现户户有其山、家家有其林的目标。”伊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华景伟说。 拥有自己的林地后，蒋永彬开始了未来规划。不久前，他刚刚完成了5月份种树前的准备雇人平整了他的9公顷林 地，并挖了1万个树坑，在春天来临的时候，这些坑将被种上树苗。 这两项投入花费了他4000元。这是他多年来少有的细心工作。 “在过去，没有人会这样认真工作。”他说，“我们不关心种下的树会不会成活，那和自己没关系。”他过去的最高 纪录是每天种下1000棵树，这个速度显然远远超过正常操作水平，树苗的成活率非常低，通常死去。 如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一样，产权改革前的国有林区效率同样低下。“虽然说职工是林场的主人，但是他们找不到 主人的感觉。”一位林业局官员说。 结果是多年造林不见林。“如果按照正常的成活率，这么多年造的林伊春应该连屋顶上都有树木。”这位官员说。 令官员头疼的问题不仅限于此。每年春秋两季进入防火季节，刘军就无法入睡。他是翠峦林业局么河林业所所长，不 知怎样才能保证他管理的8000多公顷林地万无一失。 这也是伊春所有林业局官员共同的难题，伊春400万公顷的林地，最多时一个月内发生火情火警40多起。 同时，由于有80万公顷的林农交错面积。农民毁林开荒、盗伐林木现象时有发生。仅1999年至2003年间， 伊春农民毁林开荒面积就累计达3500多亩，以至于后来看到盗伐者，林场职工都熟视无睹。 产权改革再次证明是“灵丹妙药”。作为15个改革试点的(场)所之一的么河林业所，刘军的工作由处理过去那些 令人头疼的问题，转变为替那些拥有自家山林的职工寻找短期就能收益的项目。 现实中，情况正在朝好的方向改变。在林权改革后的十几天春季造林期中，5000公顷荒芜了多年的林地被它们的 新主人种上了树苗，还有500多公顷土地退耕还林。 “到了承包人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了。”刘军说，他也是承包人之一。在这次改革中，他也以2万元的价格，拥有了 10公顷的林地。 么河林业所的工人王铁波在有了林地后，和其他拥有林地的同事们联合起来，轮流看护自己的林地。有的人甚至购买 了望远镜，每天从镜头中观察自己林地里的动静。 更有“凶狠者”在自己的林地前竖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令人心惊肉跳的话：谁敢动我的林子，我就整死谁！这种威 慑显然起了作用，在其后的8个月内，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王铁波并没有放出这样的狠话，现在他正忙着培育2万袋木耳，这些木耳不久后将被放置在林间空地上，等待开春以 后收获。这个林下经济项目有可能为他带来2万元的收入。 王的房间摆设简陋，21英寸的康佳牌彩电已是多年前的产品，床头上是20年前流行的卡式录音机。但是这位45 岁的内向的林业工人并没有多少抱怨，对于改革，他的评价颇为幽默：那是相当地好。 蒋永彬目睹这个曾经被称为“林子上的城市”如何逐渐失去光彩。在他幼时的记忆中，进入茂密的森林必须互相叫喊 ，否则就很容易迷路。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伊春是满语的译音，意为“盛产毛皮和衣料的地方”。 2003年，伊春市长兼林管局局长许兆君上任伊始，发现这个城市正经历资源性城市所有的痛楚。 由于过度开发，林区的活立木总蓄积由1948年开发初期的4.48亿立方米下降到2.1亿立方米。 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伊春市可采森林资源消耗了98％。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这座“林子上的城市 ”的采伐量从1970年代的750万立方米下降到现在的134万立方米。 这是所有国有林区面临的现实。黑龙江森工总局下属包括伊春等40个林业局，每年的木材砍伐量从1987年的1260 万立方米下降到2006年的419万立方米。 2005年，黑龙江森工系统180万国有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076元，仅为该省2005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的1／3。作为政企合一的伊春市，30万林业职工，2005年平均月工资只有310元。 要求改变的力量在20年前就从内部滋生。1983年，最早陷入困境的伊春桃山林业局呼兰经营所开始实施职工承 包林地的管护和搞林下经营。但由于缺少改革依据，国家的补偿又不到位，导致这一改革最终夭折。 1998年，伊春林管局尝试制定了“林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希望借此解决林区资金匮乏的问题。2003年，桃 山林业局开始允许个人承包国有林。三年后，已有9461公顷林地由国有变成了民有。 2003年6月，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文件)。文件规 定：在明确权属的基础上，国家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各种社会主体都可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 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 2003年8月，伊春市向上级提出林权制度改革的申请，许兆君先后到北京与相关部委进行沟通达50多次。为了 将改革推开，这位哲学博士出身的市长甚至越级汇报。有人将许兆君这种行为称为“隔着锅台上炕”。一位熟悉内情的官员透 露，许对此的反应是：我不隔着锅台，我怎么上得去炕呢？你不让我上，我就得隔着上。 这位官员承认，改革过程就是各方利益的博弈过程，每次上报的方案，最终保留的只有二三条，其余的都被否决了， 方案前后被修改了20多次。 后来许兆君承认，国有林权的改革思路，就是借鉴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最终争论的焦点在于：允许不允许战略 投资者进入？林区干部能否参与承包？ 最后的结论是，改革的范围仅限于国有林区的正式职工，先在5个林业局的15个林(场)所试点。副处级以上干部 不参与承包经营。 2006年1月4日，新年上班后的第一天，国务院第119次常务会议正式确定将伊春设为国有林权制度改革试点 单位，并认为“伊春的试点是落实中央决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国有林区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览 经历了拥有人生第一个私人林地的兴奋之后，蒋永彬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投入，但是他发现资金开始难以为继。 这是所有的兴奋的“林场主”清醒后将要面临的问题。和农业一年一收的规律不同，林业是一个长期的收益项目。由 于承包出去的林木大都处于成长期，收益期可能在10年之后或者更长时间。 在收益期来临前，林场主们需要继续投入，承包者终于碰到了让他们睡不着觉的问题。 蒋永彬盘算了一下今年春季的植树投入。在先期投入4000元以后，他将为1万棵树苗投入3000元，而且必须 雇人种树，这又是上千元的投入，3年抚育期，又是一笔投入。而此时，他为了拥有这片林地，已经倾其所有。 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鼓励承包者开发短期就能收益的项目，比如在林间空地种植经济作物。几 天前，陈玉琢从伊春的林科院报名回来，准备学习五味子的种植方法。五味子是一个市场需求很旺盛的经济作物。 而出售承包权的资金收益也将全部用于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森林的防火以及病虫害的治理。此举试图解决林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难题。 但是这似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承包者面临的问题背后是产权的深层次问题。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伊春市委书记杨喜军给出了一个解决思路：用林木资源抵押得到贷款、得到资金上的支持。 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无论国有林还是集体林，都属于国家财产。虽然承包户拥有了林地的承包权，但却无产权证， 这就意味着资金紧缺的承包户无法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据伊春林业局官员透露，林权证的问题，伊春市正与国家林业局协商，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国家林业局将提供一个 林地经营权证来代替林权证。“但相关法律应该予以修改。”这位官员说。 难以厘清的产权问题也许在未来某个地方等待改革者。一位曾在伊春调研的林业专家发现，在林权改革过程中，存在 一些外来投资者出钱，本地职工出名的承包模式。这种模式引发的产权纠纷在以后将会出现。“这也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定。” 这位专家说。 林权改革的设计思路是最终实现林权流转，而伊春的活立木产权交易市场也正在建设中。据一位官员透露，在这个市 场中，林权将被允许自由转让，交易对象没有限制。林业职工此次获得的承包权就是原始股。交易放开后，这个原始股将只涨 不跌。 这位伊春林业局官员认为，林权改革的最终目标还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仅仅靠林业职工没办法解决林区的发展问题。 更多的担心是，大规模的战略投资者进入，是否会造成大量的林业工人失去赖以生存的林地，以及森林资源的破坏。 在南方，集体林改革过程中，就曾出现类似的教训，投资者进入后，大量森林被砍伐。 但是这位官员否认了这种担心，他认为，就是大量战略投资者进入，也必须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获取森林资源。 不过目前看来，这种担心没有必要。端着酒杯的陈玉琢再次摆摆手：“就是卖房子，我也不卖林子。房子还可以租， 林子卖了就失去了生存之本。”喝下那杯酒后，他指了指本报记者说：“十年后等林子收益了，我比你还绅士。” 本报记 者(黄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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