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庆解读计划生育政策：绝不是一个孩子政策

　　央视新闻频道《决策者说》播出节目《专访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以下为节目内容内。

　　张 羽：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决策者说》。提起我们中国的人口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一项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这项国策到现在已经推行了30多年了，近两年有一些争议，说要对这项政策进行一些调整，在今年1月21号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很长，叫做《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传递出什么新的意思？如何去解读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权威人士，那就是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先生，有请。张主任好。

　　张维庆：谢谢。

　　张 羽：我发现最近这个文件出台之后，我在各大媒体频频可以看到张主任来宣传这个政策，如果提到计划生育政策，我想现在应该说对中国人来讲是尽人皆知，提起计划生育大家一句话，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对吧？

　　张维庆：那不对。中国的生育政策绝不是你说一个孩子的政策，也不是美国和其它少数国家认为的一胎化的政策，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个多元化的政策，生一个孩子的占35%，生两个孩子的占9.6%，生一个半孩子的占52%。还有少数民族地区占1.6%，在中国有五个省的农村可以生两个孩子，有19个省可以生了一个女孩子以后，再生一个孩子。还有一些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四川，农村也是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还有西藏，像不受生育数量的限制，生多少都可以，这么一个情况。

　　张羽：所以到现在我们平均的这样一对夫妻应该是终生生育1.8个孩子。

　　张维庆：对，现在就是1.8的水平。

　　张 羽：国际上应该是2.1。

　　张维庆：对，2.1就是人类能够正常繁衍和发展，维持简单再生生产。

　　张 羽：就这个数字，我想就牵出第二个问题了，实际也是近期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国际通行的标准是2.1，现在我们的数字已经低于这样一个更替水平了，按您刚才解释的话，这个数字满足不了我们社会发展、人口繁衍和再生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生育率水平已经很低了，应该调高这个水平？

　　张维庆：不是，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综合因素构成的，所以更替水平仅仅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这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的综合生育率稳定在什么基础上最有利于中华民族实现可持续发展。

　　张 羽：什么判断？

　　张维庆：我们大多数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稳定在1.8的水平上，就是现在这个水平。

　　张 羽：但是现在我们也听到不少声音说应该提高生育率，包括有些城市曾经说有谣传，说有可能对一些人群放开二胎，有这种可能吗？

　　张维庆：现在有少数专家主张现在放开二胎，他也分析了一番道理，我们认为他的道理也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是现在党中央国务院为什么要提出

十一五时期稳定现在的生育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我们现在的生育水平，现在面临着一个反弹回升的趋势，为什么？第一，80年代第三次生育高峰，当时是开小口堵大口的时候，多生了一部分人。这部分人80年代出生，20多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们都成为青年人了，都进入恋爱阶段，结婚阶段和生育孩子的阶段了。第二，70年代初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从7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陆续的这批人将近一亿人也进入婚育期了，都要结婚生子了，本身这个生育率就存在一个小的高峰，就要回升。第二个原因，有一段时期，大家就在争论，要放开还是要怎么样，下面的思想也有点混乱，所以一部分地方就是硬办法不管用，我们不允许了，软办法不顶用，新办法没有学会用，他现在就手无抓处了，怎么办？老百姓也想，是不是要放开了，赶紧抢生吧。由于管理手段的弱化，加上我们一部分基层基础工作的薄弱，加上一部分媒体的舆论，所以现在超生的这部分人群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在高峰时期，又面临这么一个情况，如果现在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风险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给党中央国务院三堂会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三堂会审，经过慎重研究和考虑，提出了必须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张 羽：还就1.8这个数字来说话，也有专家这样认为，说现在我们这样一个低生育水平，低于这个更替水平，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中国的人口红利就消失了，我们没有充足的劳动力，会不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呢？

　　张维庆：大家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确实存在着人口红利期，而且普遍认为这个红利期持续40年左右，一直到2020年，中国都存在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较充裕，社会储蓄率比较高，人口抚养比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状态，把这个状态所产生的较大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发展利益统称为人口红利期。由于这个红利期的存在，我认为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绝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只是一个结构性的短缺。2010年到2020年中国15周岁到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要达到十亿一千万人，这十亿一千万人可以说比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这么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担心什么呢？我们担心的是就业不了，所以就业问题始终是历届中国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短缺是因为我们人口素质造成的供求方面的结构不平衡，是这么一个概念。

　　张 羽：我们再看第二个数字，三千万。我们还是请底下的专家解释一下，这个数字说明什么问题？

　　观 众：这三千万的意思就是中国现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持续十几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如果再继续下去，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这种比例，将到2010年，2020年男性比女性要多出三千万左右。

　　张 羽：我解释一下，到2020年可能有三千万都是光棍？

　　张维庆：我要说明一下，这是现在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而不是我们总人口的性别比，第一个概念要搞清楚。这三千万确实是客观存在，《北京青年报》曾经登过一个“谁来拯救四千万中国光棍”，多了一千万，那倒没关系，这三千万人男性多于女性，对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隐患，如何看待这个性别比升高的问题，我觉得这里至少有几点我需要说明一下。

　　张 羽：张主任，在您说明之前，我想把争论和质疑告诉您，为什么要举这个数字呢？因为有些人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人们在生育机率少的情况下，进行性别选择，最后导致了更多的选择男性，出现了这样一个比例偏差。

　　张维庆：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首先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第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儒家道德长期形成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这么一种传统观念。第二个，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在高速增长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更加滞后，养儿防老，这是一个客观自然的现象，如果老了以后有保障，就可以有效地抑制人的生育意愿，特别是生育男孩子的意愿。第三个原因是直接的原因，就是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超生技术也发展了，B超到处都可以买得到，拿B超来做这个鉴定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三个月以上生殖器刚刚成型的时候，B超就能够鉴定出来，现在因为重男轻女是中国传统的观念，不要医生说话，笑一下他就知道是男的，脸绷得平平的，不说话，肯定是个女的。所以这个B超鉴定随时都可以做的情况下，B超缺乏有效管理，滥用，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和计划生育政策有没有关系呢？我是说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严格的生育政策加速了性别比的进程，这是客观的。如果他自然选择的话，可能会延续较长的时间，但严格的生育政策限制他，所以一胎为什么比较正常？二胎为什么就偏得特别高，这就是我们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张 羽：所以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性别比偏高，到2020年男性可能生育比女性多三千万，这个不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怎么办呢？

　　张维庆：解决性别比是个非常艰巨的过程，我们设想了三个阶段，按总书记的要求，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先遏制住这个升高的势头，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让它降下来，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我们能够趋于正常，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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