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区妇幼保健院也曾辉煌

　　衰退之路

　　崇文区妇幼保健院也曾有过辉煌的日子，提起这些，坐在一张咯吱作响的椅子上的孙嫦月，眼中放出光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最辉煌的时候，有三层4000平方米的住院大楼，每天就诊病人络绎不绝，医生忙得喘不过气来”。

　　1996年，当时的崇文区妇幼保健院和崇文区儿童医院合并，组建成一所以儿科为特色的新妇幼保健院。崇文儿童医院是一所有50年历史的老牌医院，合并后崇文妇幼保健院达到顶峰。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老城区衰败，人口外迁，崇文妇幼保健院也渐渐衰落。随后，人才流失等问题接踵而来，2000年，在医院规格评审中，该院多项指标没有通过评审，彻底关闭了住院大楼，虽然仍保留了“保健院”之名，但实际上已降格为保健所。

　　没有病房，收入已受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财政拨款不足更加剧了医院窘境。

　　孙嫦月介绍，崇文区财政收入在北京市18个区县中倒数，区财政只负担该院54％的基本工资，剩下46％的工资、奖金和津贴都需要自己想办法。

　　其他几个老城区的保健院也几乎经历了同样从盛至衰的历程。而处于新城区的海淀妇幼保健院则很快崛起。海淀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宋世琴认为，人口迁入、中关村这几年的大发展客观上给该院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该院也在服务各方面加大了力度，在患者中的认可度大大提高。对于老城区妇幼保健院的萎缩，她认为也有客观原因的结果，“如果政府今后投入依旧不足，也许过些年，海淀变成了老城区，我们也一样遭遇这样的情况”。

　　“大医疗，小保健”

　　在大多数区级保健院院长眼里，海淀妇幼保健院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北京市卫生局妇幼处处长肖珣对此有所保留。

　　“建妇幼保健院不是用来生孩子的，它最重要的职责是履行好政府赋予的公共保健职能。”肖珣认为，“妇幼保健院的临床可以有，但不能无限扩大”。

　　一枝独秀的海淀妇幼保健院受到市民的追捧，带来的是“大医疗，小保健”。该院主管保健的副院长宋世琴认为，妇幼保健机构第一职能是辖区公共保健，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海淀妇幼共有职工近600人，单纯从事保健的医生只有20人，整个辖区187人。

　　她介绍，目前该区财政给予的补助是保健院专职医生每年人均1.5万，共20人；社区服务中心从事妇幼保健的医生每年人均1.8万，共187人。以此计算，目前财政投入总数为367万。

　　宋世琴计算，按照国家要求的妇幼保健机构配备标准，地市级的海淀妇幼保健院需要配备61－90名专职保健医生，整个辖区按国家配备标准1：5000计算，300万人口的海淀需要配备600人。按人均年经费4万计算，共需要2400万元。整个缺口达到2000万。

　　“目前仅我们医院维持保健部运转每年需要四五百万。数百万亏空就靠临床填补。”她说。

　　而行走在另一极的老城区妇幼保健机构，本身的经济窘迫也使其无力在公共保健上投入足够资源。

　　宣武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吴丽荣介绍，按配备标准，该院保健部同样需要配备61－90名医生。但目前该院只有30多人，其中纯做公共保健的仅10人，“这些人一分钱不赚，全靠临床养，就是有编制我们也不敢要”。

　　肖珣承认，北京市各区对妇幼保健机构投入不足普遍存在。众多妇幼保健院不得不“以医背防”，依靠自身“造血”艰难维持。

　　她分析，运营状况好的妇幼保健机构为了生存，不得不把精力放在开展临床业务上赚钱。而对于老城区，由于客观原因，市场萎缩，临床业务上也没有多大收益，但是由于他们的公共保健机构特性，政府也不可能让其消亡，因此造成了目前惨淡维持的窘境。

　　而这一普遍的窘境带来的是整个妇幼保健工作的低水平维持。多位妇幼保健机构负责人坦承，由于整个妇幼事业投入不足，目前他们的妇保工作只能抓牢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两个指标，整个维持在低水平运转。

　　李虹介绍，妇幼保健工作中，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内容更为重要，但目前难以有效开展，“包括北京在内，这些年孕妇剖腹产比率居高不下就是一个反面佐证”。

　　吴丽荣也承认，“经费不足，公共保健工作就做得粗，比如每年要下到社区指导5次，现在可能只能去1次”。

　　李虹搬出厚厚的一本联合国发布的统计报告，“中国的妇幼保健水平相比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严重滞后，目前处于发展中国家中下水平。”

　　另一个数据同样给予佐证，李虹介绍，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8年前就达到41‰，但目前还高达33‰，“整个进入一个平台期”。

　　消失的西城保健所

　　2006年2月15日，西城区妇幼保健所与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并，组建了新的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所。

　　为何要进行合并，原保健所所长王梅与西城区卫生局均不愿说明。已在该所工作了30多年的姚医生对此次合并则显得淡然，“我工龄30年了，现在每个月就1800多块，我们没有病房，没有办法创收，强制婚检取消后，更没有什么收入了，不合并怎么生存？”

　　“选择合并也是为了生存考虑，也许今后他们就不用愁钱了。”一所区级妇幼保健院负责人的分析印证了以上说法。他介绍，SARS后，政府开始加大对疾控中心的财政支持，现在疾控中心都是全额拨款，而妇幼保健机构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拨款。

　　“我不赞同合并，”孙嫦月直言。“得知他们合并那天我们几个妇幼保健院长都赶忙跑过去看了，合并后相当于成为疾控中心下属的一个科室，今后在妇幼保健方面的职能还能不能保持独立值得怀疑。”

　　当天与她同去的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李虹显得惋惜，“以前北京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合并方式，全国也不多见。”

　　她说，国家鼓励妇幼保健机构临床和保健相结合，“临床就是我们练兵的地方，他们合并后，很可能没有办法做临床了，这样是否会对保健工作带来影响？”

　　对于西城妇幼保健所的合并，北京市卫生局妇幼处处长肖珣认为，这是西城区一项改革措施，目的是为了加强保健职能，但合并后的绩效如何，目前还有待观察。

　　承包“自救”

　　“卫生部再不出台办法，妇幼保健市场真的就乱了，现在什么形式都有。”孙嫦月说，在西城保健所的合并之外，北京多家老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各自寻找自救途径。

　　李虹领导的朝阳妇幼保健院也差点由“院”降“所”。她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承包出去。

　　在该院的门牌上，还可以见到并列的另一个称谓———北京现代女子医院。

　　2002年，朝阳区妇幼保健院拆迁，同样面临了患者与技术骨干流失的困境。有人建议医院干脆撤掉病房，降格为妇幼保健所，只保留政府公共卫生职能。此时刚刚履新的李虹拒绝了这种建议。

　　“当时我们没有人，没有资金，也无力更新陈旧的医疗设备。”李虹最后选择了与民营资本合作，在保留公立性质等不变基础上，将妇幼保健院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剥离，将妇保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该院保健部主任罗晓航说，重新建院后，保健部医生工资和奖金由医院统筹安排，“我们保健部的收入在医院中等偏上，不像有些医院还要自己想办法自筹奖金”。

　　“他们当时承包后，民营资本注入，医院发展很快，而财政投入因此可以全力用来发展保健部。”孙嫦月很熟悉这个过程，她认为承包的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保健院的困境。

　　目前，由于卫生部出台措施，禁止公立医院科室承包、出租科室以及各种名目的营利性合作项目，该院重新接管了承包出去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

　　李虹介绍，按照国家的政策，他们会逐步清除民营资本。但对过去的承包，她并不后悔，“国家对妇幼投入不足，当时如果不是我们自谋生存办法，也许现在已经不存在朝阳妇幼保健院了。”

　　春天来临？

　　今年，孙嫦月终于盼来了卫生部出台的办法，这也让其他保健院院长非常兴奋。

　　“那两天我特别高兴，整天拿着文件到处走。”17日，李虹一下从自己的办公桌上抄起一大叠装订整齐的文件指给记者看。

　　这份由卫生部1月5日发布的《妇幼保健机构管理办法》，在明确妇幼保健及其机构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外，也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落实妇幼卫生工作经费，逐年增加对妇幼卫生事业的投入。”

　　办法还提出，“为了保持妇幼保健队伍的稳定，对从事群体妇幼保健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任务与绩效考核结果给予补助。可实行岗位津贴制度。”

　　目前，妇幼保健机构的普遍窘境同样引发主管高层的忧虑。

　　不久前的全国妇幼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妇幼司司长杨青指出，近年卫生部的调研发现，全国各地普遍对妇幼保健机构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的经费补助不到位，使得妇幼保健机构的生存、发展存在困难。有些地方因此将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合并、拍卖、租让，随意改变妇幼保健机构的公益性质和行政隶属关系，严重影响了妇幼保健机构和队伍的稳定，阻碍了基层妇幼卫生工作的开展。

　　“过去很多职能部门不知道他们对妇幼保健工作也有职责，我们要一个编制，申请一点经费都很难，现在文件明确指出搞好妇幼工作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李虹说当时这份文件还没有从卫生系统内发下来，在网上看到文件后，她立即下载打印多份，准备给“区相关职能部门领导每人都送一份。”

　　19日，北京市卫生局妇幼处处长肖珣说，卫生部《办法》下发后，该市已经准备由几个委办局联合转发该文件精神。“这次政府对我们的功能、性质、定位更明确，政府肯定会更支持。”肖珣说。

　　“这是我们妇幼保健事业的一个重要机遇，抓住了可能就迎来了春天。”李虹说。

　　（本报记者魏铭言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