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铜仁户籍改革调查：背后利益成改革关键

　　备受关注的铜仁户籍制度改革，旨在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促使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尽快启动，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新农村建设营造宽松的体制环境。从这个层面上看，铜仁户改无疑是我国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民主与法制时报》谢忱之 胡 政 发自贵阳

　　2006年11月11日，贵州省铜仁地区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铜仁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启动。

　　“统一户口登记，取消户口审批，打破人才合理流动的瓶颈，确立公民在户籍上的平等地位。”铜仁地区行署专员陈达新说。这标志着，习惯被定格为“农民”的铜仁地区逾300万农业人口，突破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边界，与不足50万的城镇居民一样，理直气壮地跨入到“居民”的行列。

　　这一改革革除多种户口并存的现状，将现存的非农业、农业和蓝印等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面对新鲜出炉的户籍制度改革，绝大多数铜仁居民的心情“喜忧参半”：喜的是，往后进城不再有那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忧的是，新的身份符号是否存在实实在在的利益？会否只是一张可望而不可即的“空头支票”？

　　“居民户口”价值几何

　　农业、非农业户口之分，在中国徘徊了半个世纪。户口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人的身份象征，而“城市户口”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之中，除了户口本身存在的差别以外，更多的，则是与户口密不可分的种种社会利益。

　　很难找到合适的公式来换算“居民户口”的经济数额，但要衡量它的价值，似乎并不太难。几位铜仁“新居民”(户改之前的农民)为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几年前，按国家“农转非”政策，农民进城安家“必须拥有住房和固定收入”。这就意味着，农民变居民，起码得有10万元“安家费”，若再加上子女入学等等，没有20来万是进不了城的。

　　而在铜仁，这样的历史被改写。已在铜仁市打拼多年的个体老板王先生告诉记者，在此之前，他属于“农”与“非农”两不靠边的“边缘人口”，因之遭遇的麻烦简直数不胜数，户口问题一直是他的心头之痛。而今，王老板轻松地圆了这个梦。

　　“办证程序也不像以前那么复杂。”家住铜仁市鹭鸶岩社区的刘女士向记者介绍，她足不出户，便摇身变成了“铜仁居民”。原来，为方便群众，铜仁市公安局及时推出了“送证上门”服务，辖区群众只要打上一个电话，新的户口簿便很快由民警送到家中。

　　对于来自江口县农村、现任铜仁市某公司部门经理的张某来说，户改“就像一抹灿烂的阳光，虽然迟到但却温暖”。几年前，小张由江口来到铜仁市发展，怀才不遇的他曾一度只能在工地上干体力活。“如果当初就是城市户口，肯定无需走那么多的弯路。”

　　在市区一建设工地，听说有人在进行户改方面的调查，记者身边一下围上来几个热情的民工兄弟，谈到户改，他们的脸上大都洋溢着愉悦。“同样都是居民，不怕被人瞧不起了。”“今后娃娃上学，也没那么多的麻烦。”“听说还要解决社保，好事情嘛……”

　　采访中记者发现，与这几位民工朋友的热情相对比，许多铜仁市区居民对新的户籍制度反应相当平淡。陪同记者采访的铜仁地区公安局宣传科长陈治英对此解释说，由于户改并未增多原市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出现这样的冷热状况也就不足为奇。

　　必须打破的瓶颈

　　在铜仁，户改成了街头巷尾谈资最丰的热门话题。当地一位退休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的户籍制度，改写了铜仁广大老百姓的历史命运，是对农民身份的一次解放。这位干部认为，铜仁户改旨在缩小户口差别，逐步消除户口的附加值，确保人口有序流动。“事实上，这是在为新农村建设松绑”。

　　铜仁地区行署副专员陈达新强调，作为西部贫困地区，户改无疑是铜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其意义是划时代的”。

　　作为“铜仁户改”的主要推动者，铜仁公安局长徐立平告诉记者，改革的目标，就是降低进城“门槛”，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促使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尽快启动。而据了解，铜仁户改方案经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孕育两年得以破茧而出，多少有一些“偶然”的成分。

　　2004年初，徐立平从贵州省公安厅调任铜仁地区公安局长。那时候，松桃县枪支泛滥举国闻名，全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新官上任，徐立平履新的第一把火，就是倾力解决全区社会治安这一难题。多次调研之后，“城市化水平偏低”的课题，很快摆到了徐立平的案头。全区390万人口，城镇居民比重尚不足11%，这样的现状，令经侦出身的徐立平心情沉重。

　　众所周知，经济贫困的直接表象就是城市化水平低下，而最直接的结果，则威胁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个大局。“几年前，松桃县之所以枪支泛滥，根子还是在于贫穷。试想，如果他们都有吃有穿，且不愁子女的教育费用，可能没人甘愿冒这样大的风险。”

　　徐立平发现，许多来自农村的个体投资者和打工人员，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多年，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居民，并为这个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由于户籍限制，一些有为者很难在当地施展拳脚，无奈之下，只好背井离乡去外地谋求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紧迫性日渐凸显。事实证明，现行户籍制度已经成为阻碍人才合理流动瓶颈。“铜仁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打破这个瓶颈。”徐立平说。

　　无处不在的“户籍怪圈”

　　有学者强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计划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城乡二元户籍分离制度，业已成为阻碍我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长期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是“令中国人丢脸的一项制度”。

　　党教授的说法其实并不为过。而在实际生活中，比“身份歧视”更为可怕的，莫过于面对户籍差别的道德沦丧和对于生命现象的麻木不仁。2006年9月的北京，一个出生仅43天的男婴，由于户口无法落实，竟被走投无路的父亲活活摔死。这样的悲剧其实就是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演化至极端的典型案例，是活生生的“户口杀人”。

　　据CCTV报道，2005年6月，北方某市曾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车上一男一女两名乘客不治而亡。法院的判决让人瞠目结舌——拥有城市户口的男乘客家属轻松获赔41万元；而女乘客因是农村户口，其家属仅获赔17万元。

　　“同命不同价”令无数国人愤而慨之，无处不在的“户籍怪圈”中，这样的例子又何止一二？而“同命不同价”的背后，则折射出我国户籍制度的严重缺憾。专家呼吁，从《宪法》高度还原每个公民的平等生存权利，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已经是刻不容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自网上的两条消息可谓前车之鉴：深圳因提前将27万农民全部转变为城市居民，成为我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城市”；曾以改革彻底而名声大噪的郑州市，千呼万唤的户籍制度改革，终因城市公共资源有限而被迫“叫停”。

　　专家分析认为，在当今的体制氛围中，户籍制度改革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改革成功，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之则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户改泥潭”——大批农村人口无序地拥入城市，挤占城市公共资源，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采访中徐立平坦诚地表示，改革的方向，就是努力促进老百姓思想观念的转变，从根本上确立公民在户籍上的平等地位，并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改革铺桥搭路。“如果我们也等到出现户口杀人再进行改革，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