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麻风病村的苦痛原生态：与世隔绝半个世纪

　　他们的躯体是残缺的，蜷缩在社会最荒无人烟的角落；他们身上永远烙着常人悚然的溃烂皮肤。他们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眼中的“上帝弃儿”。

　　他们是麻风病人。每年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世界防治麻风病日”，也叫“国际麻风节”。今年的主题是“消除麻风歧视，共建和谐社会”。

　　50多年过去了，曾经列为发病人数全国第一的广东对麻风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目前各地麻风院(村)收容的3303名康复者中，Ⅱ级以上畸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有2658人，麻风病人康复工作依然艰巨。

　　麻风病人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真实生活状态之中？本报记者在广东深山中寻到一条已存在近半个世纪的“麻风村”，为苦痛作原生态的描绘，记录他们对命运仅剩的一点期望。

　　在车流并不多的广州到湛江的325国道上，“雷打石

　　本报记者要探访的麻风村是真正的与世隔绝——在医院背后蜿蜒数里的山路深处，至今仍有40多名麻风病康复病人“躲”在那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躲开一切外界。

　　最短的也在这里生活了28年

　　虽已恢复健康 但一生都笼罩在麻风病的阴影之下

　　真正意义上的“麻风村”实际上是医院的康复区，村中所有村民的户口都落在雷打石医院。1958年，专门防治麻风病的雷打石医院成立，村子也就跟着成立了，村民就是雷打石医院的病人。

　　村子里现在还有42个人，最迟进来的一位远在1979年。“从那以后，就没有新人进村了。”1988年从另一座麻风病医院转到这里来的杨瑞生医生记得，“我来的时候，村子里有60多个人。后来有的离开了村，有的离开了人世。”

　　留下来的村民中，年龄最大的近90岁，大部分都年过花甲，最小的也有40多岁，每个村民都在这里生活了28年以上。1999年前后，最后一位病人经过治疗而康复。这意味着，目前在村子里的人都不再是“危险”的。

　　问题是，他们要继续忍受麻风病带来的残疾，并一生都笼罩在麻风病的阴影之下。

　　他们居住的村庄，是附近人们喜欢议论的“麻风村”，人们不会与他们来往，他们也自觉地躲开外界。就像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写道：“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

　　“你们不怕吗？真的敢进去？”当记者在路口的医院里和杨瑞生交谈时，他非常认真地问。“以前来的人，在这里坐坐就走了，没有人愿意上去。”在听到记者迅速给了肯定答案后，这位在雷打石医院工作了30年的医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

　　进村的路修得平坦而笔直，两边的树木整齐而有生气，树叶在风的抚摸下发出轻轻的“簌簌”声。树木掩映之下，一幢白色小楼的影子逐渐显现出来。

　　42个病人只有少数手脚健全

　　疾病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而又残忍的痕迹

　　现实中的“麻风村”没有丝毫人们想象般阴森和灰暗，在午后的阳光中灿烂而整洁。入村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白色二层小楼。村民每人一个房间，大概10多个平方米，里面放着床、柜子等简单的家具。二楼有村民自己种着的几盆“圣诞红”，艳丽的红色和静穆的白色互相映衬，很是抢眼。

　　小楼正对着一幢红色小楼，同样是二层，这是村民们的“村委会”所在。一层是一个很大的“活动室”，零散地摆着几张小凳子，中间放着一台全村公用的电视机。门两边都贴着对联，门上还贴着“福”字。穿过活动室，就到了村中央最开阔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几棵“大树菠萝”，有一棵是在建院的时候种下的，迄今已有四十多年树龄。

　　记者入村时，村民们有的在吃饭，有的坐在院子里聊天，还有的在打扫卫生。他们每天的生活简单至极——吃饭、看电视、聊天、睡觉。由于没有事先通知，记者的到来引起了村民的注视，他们很快地围了上来，有的老人拄着拐杖一直跟在记者后面。

　　他们平时基本上谁也不会出村，尽管从没有谁会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躲了几十年，怕惯了，你让他们出去都不会出去。再说很多人都行动不便，怎么出去呢？”杨瑞生说。

　　村里的42个病人里，只有十来个是手脚健全的。有的即使健全，行动起来也很缓慢。麻风病的致残率很高，村民患病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过去的医疗条件不好，许多人没有及时发现或及时得到医治，等到肢体溃烂时已经没办法了，截肢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手术室，随时准备着给他们做截肢手术。”据统计，我国麻风病治愈存活者约有20余万人，其中Ⅱ级残疾者约12万人。

　　环视这些村民们，很多人拄着拐杖，有人说话时习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说到激动处拿手出来比划才发现他们十指全无；有人掀起裤腿，里面装着假肢；还有人眼珠僵硬变形，脸庞扭曲成可怕的狮面。疾病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深刻而残忍的痕迹。“现在，即使当面叫他们‘麻风佬’，他们也不会介意。”杨瑞生说。

　　漫长的岁月，成了中和痛苦最好的麻药。

　　向往外界生活但困难重重

　　4岁的叶叶是村里唯一健康的小孩 如何回归社会是个难题

　　“我……大概四十六七岁吧。”叶武是村子里其他村民的护理员，但是他在说起自己的年龄时都感到模糊。30年日复一日的隔绝生活，早已让他的很多概念都退化了。刚到村里的时候，他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那时什么都不懂”。

　　叶武在村里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他手脚健全，年纪又轻，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护理员。护理员的“特权”之一就是可以隔天出外帮村民买菜或其他的生活用品。叶武虽然行动有些缓慢，但给别人打针、上药还是很在行。叶武最特别的一点是他有一个老婆——在这个所有人都是“孤家寡人”的村子里，他是唯一有老婆的人，也是唯一有孩子的人。村里的女人很少，只有两三个，都是老太太。叶武的老婆是唯一健康的，而且来自村外。

　　叶武的老婆来自越南，据说是当年的难民。经人介绍认识了叶武，两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记者看到她时，正在村后的厨房里专心做饭，笑意盈盈，不发一言。叶武说，她至今不会听讲任何白话。

　　“你们是记者，你们说，我能带着孩子出去吗？我以前没想过回家，但是现在为了他们，我想要回家了。”叶武在记者的相机面前非常局促，把唯一能透露他秘密的枯萎手指紧紧地藏在大腿中间。看着镜头对着他，便会停止说话，把头转向镜头。

　　2年前，他5岁的大女儿在外来志愿者的帮助下到了增城读书，一年才回村里一次。他从女儿的脸上，读到了对外界强烈的向往。他在年轻时也曾想过离开这里，但是最终却还是回来了。“家里住不下去……”但是如何住不下去，他始终不肯细说。

　　这几年来，叶武的一双儿女是村里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所有的村民都疼爱着这两个孩子。除了这一家子外，其他30多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都是孤家寡人，在他们各自的房间里只有自己的影子。女儿走后，4岁的儿子叶叶成了村里唯一的开心果，“他最喜欢和外面来的人玩”。相识不过10来分钟，他便牵着记者的手，满村地欢跑着。

　　“我没什么，但是孩子们不能再留在这里。”叶武的语言表达能力很一般，他一直在记者的耳边重复着同样的几句话。“可是很难啊……”他说，孩子和妻子的户口直到现在都没有落实，因为他们不是病人，不能落在医院里，同时他心里最担心的是出去后没有地方可住——家里的老父母同意他回去，但是兄弟姐妹们没有力量帮他，“离开30年了，我家里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一直没人住，早就烂掉了……”

　　“你们能帮我想办法解决房子的问题吗？孩子一定要出去啊……”他追着记者说。

　　在村子里，想离开的人并不止叶武一个。在杨瑞生的记忆里，30年里先后有20多个麻风病康复者离开了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