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身份遭诟病

　　执法身份遭诟病

　　五大督查中心(包括核监督站)均为事业单位编制，却行使执法权力，属于主体不合格。高振宁甚至对“中心”的名称也颇有微词：“事业单位、咨询机构、中介机构叫‘中心’的太多了、鱼目混珠——有的是国家批准的正规机构，有的是民间搞的什么‘中心’，‘中心’使执法形象大打折扣。”

　　国家环保总局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副司长章少民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也说，“现在我们发愁的是执法主体的问题，身份与职务的确不相符合，这样会影响执法权威与执法效果。”但他随即表示事业单位代行执法现象在我国并不罕见，所以经环保总局与人事部协商，11个派出机构均“参照”公务员管理。于是，执法就“名正言顺”了。

　　项目工作经费不足

　　在经费问题上环保总局与“中心”各执一词。

　　章少民否认经费“不足”的说法，“督查中心由国家财政拨款：‘吃饭费用’(人头工资)全部按实际到编人数拨付；工作、业务费用，比如配车、设备等则按项目给，完全没有问题。”

　　但高振宁透露，中心在经费上获得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从2002年试点开始，到2005年，总局给华东的拨款每年只有10多万，最高不超过30万；到了2006年，才陆续给了一些工作经费，配了一辆车；原来的工资、车辆费用、差旅费和福利等都由环科所承担。目前，虽然“工资问题已经解决，但项目经费和工作经费还比较缺乏。”

　　现场没有处置权

　　2006年1月8日凌晨，一艘装载465吨浓硫酸的宿迁市个体运输船在长江扬中段市民用水取水口处沉没。然而，沉船打捞出水后，宿迁市与扬中市对该谁出钱处理沉船争执不下，致使沉船吊在空中11个小时无人问津。高振宁表示，如果督查有处置权，就可以马上责成地方政府拨款，或动用应急基金处理，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浓硫酸继续泄漏到水里。

　　督查中心的工作内容具体有四项：执法暗访，跨界纠纷协调，应急响应，接待来访。但在执法暗访中查出问题却没有处罚权；跨省协调，也只能区分责任，最后处理决定由总局作出；应急响应在现场也没有处置权，只能了解情况，书面报告总局。

　　遭遇信息封锁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环境污染事故突发前，督查中心无法掌握华东六省一市容易发生重大环境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缺乏必要的技术储备；在环境事故突发期，督查往往仓促上阵，多半凭经验办事，缺少技术支撑；在环境污染事故后续处置期，督查难以从正常渠道得到任何相关信息。

　　现场督查中需要的相关资料地方环保部门不提供，需要地方其他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更难获得；不能成为突发性环境事件现场“指挥部”成员，无法获知事件的进展和拟采取的处理方案；提出的对突发性环境事件处理处置的意见地方政府不采纳；执法远没有公安、工商、国土、卫生等部门强硬，执法手段落后、处罚难以到位。

　　执法中面临危险

　　高振宁说，“督查工作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职业，有时候地方搞偷排偷放，你不暗访就不能发现，而暗访就有危险。”

　　一次，蒋建国进行暗访，一脚踩在一个灰堆上，结果几乎整个身子没入高温高热的灰坑中，双手被严重灼伤，幸好被同事及时拉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手腕周围的伤痕还清晰可见。蒋建国还在一次突击暗访中，遭到安徽违法排污企业保安的围攻。而另一次，他的同事在山东某地执法时，被对方当胸击打一拳……

　　技术力量不完备

　　除华南督查中心也是依托国家环保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建立外，东北、西北和最大的西南督查中心没有自己的技术队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督查执法质量。因为它们必须谋求外援——社会力量如高校、科研机构等协助完成任务，这不免产生诸如参与督查的人员身份是否合法、技术人员能否及时到位、给予的报酬标准怎么掌握(过高会否带来经费超标)等等问题。

　　监督对象定义模糊

　　高振宁指出，总局给督查中心规定的监督对象定义摸糊，“监督地方”是指省级政府、省级环保部门还是地市各级政府或环保部门呢，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而国家土地督察局的监察对象定义十分清楚。

　　执法规范尚未建立

　　督查人员也可能成为不法侵害的实施者——这就是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目前，督查制度本身尚未建立规范，还没有约束力。怎样防止督查队伍中有人使用“合法伤害权”——即利用权力寻租！因为处罚建议权有伸缩性，比如某企业仅排放了一点污水，按情还不至于责令关闭，但督查可用“关闭”威胁企业，对其讹诈。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类似情况，但是，未雨绸缪，督查执法正规化应该建立规范。

　　华东督查中心2002年以来的人力资源、

　　设备及资金情况用表

　　人力资源(人)经费(万元)每年新增设备(台、套)

　　总局下拨实际使用

　　2003年615705

　　2004年8151008

　　2005年83021810

　　2006年9100近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