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专家：中国新农村建设应以村民意向为基础

　　-观察记者 储昭根

　　韩国前政府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去年年底时曾对中国记者坦言，“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这句话不禁让中国众多记者愕然。而最近光州全南发展研究院先任研究委员赵相弼博士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学术报告中同样也是直言不讳：“中国学习韩国‘新村运动’，更应该关注的是韩国的经验与教训”。这让观察记者萌生了采访赵相弼博士的念头。

　　观察记者：您是从何时开始研究“新村运动”的？又为什么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决心研究此问题？

　　赵相弼：我对“新村运动”的了解首先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来自自身的体验。上大学时，我又在全南大学学习的是区域开发专业，“新村运动”是该专业相关理论的一部分。在学习中再次涉及到“新村运动”。

　　观察记者：请您谈谈“新村运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启动的？

　　赵相弼：20世纪初和中期的朝鲜处于很困难的时期，先后沦为殖民地及出现南北分裂等混乱局面。到60年代，韩国虽然开始了近代化建设，但是资源严重不足，国土狭小，失业率很高，外国评价为韩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农村情况更为糟糕，占70%的农民处在饥寒交迫中，孩子不能上学，和大人一起做农活，特别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差距很大，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城市，社会出现不安定，没有农村安定也就很难有国家的发展。当时国家财政赤字很大，靠政府的能力无法发展农村，农民的决心和投入劳动力是关键，但是农民在长时间的艰难生活中丧失了改善生活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4月朴正熙总统提议开始“新村运动”，总统的关心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带来开发农村的动力。

　　观察记者：有一种说法，时任总统的朴正熙启动“新村运动”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根基。朴正熙提出的纲领使韩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并且“新村运动”成就巨大，但是朴正熙的统治并没有因此而巩固，反而国内政局始终动荡，并最后被暗杀致死。您作为一个韩国人对此有何评价？国内有媒体认为，“新村运动”的发祥地是庆尚北道，是否与朴正熙是出自庆尚北道的龟尾的贫困农家有关？他在“新村运动”发挥了哪些作用？

　　赵相弼：的确，对“新村运动”韩国国内也有两种评价，第一个说法是“新村运动”让农村摆脱贫困，让农民摆脱贫苦，生活更好。而且这一运动中，农民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另一种说法就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朴正熙总统当时也想通过这种运动让他的领导政权更加巩固。

　　不能说“新村运动”发祥地是在庆尚北道，应该是于1970年4月22日在全国农村同时开始的。5月6日具体方案出来后开始实施，然后35000个村子都得到335包水泥而开始了韩国的“新村运动”。

　　不过“新村运动”应该和朴正熙总统出身农家是有关系的，他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农村出身，对农村贫困有着很深刻的理解。而当时韩国采取工业化战略，出口导向政策使城市发展很快，城乡差距很大，农村非常困难，所以朴正熙才提出“新村运动”的。所以有人问是否从其家乡开始的，实际上是全国同时开始的。因为当时政府向每个村提供水泥，大家反响很好。

　　“新村运动”是由朴正熙总统提议的，青瓦台政府推动的。当时情况下韩国并非民主化国家，总统个人提出后，下面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观察记者：您是如何理解韩国“新村运动”的？它又分为几个阶段？

　　赵相弼：“新村运动”是韩国以解决时代课题为目标的国民运动。这种运动是在韩国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中，大韩民族亲身实践过来的一种国家发展、地区社会开发的模式。这个运动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地区社会开发运动，也是重视精神开发的意识改革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追求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目标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目标。

　　“新村运动”从推进方法上区分，分为三个阶段。农村环境改善阶段，道路住宅改善，政府提供水泥、钢筋，村民出力，农村环境有所改善；开展增加收入的运动阶段，推进农村的工业化，但成绩不够理想；扩大为精神建设运动阶段，在农村、城市地区同时推进。

　　而按照年度、成长阶段、推进过程区分，又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1—1973年为基础建设阶段。“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我们的新村”，这是“新村运动”的开始。农村茅草屋的屋顶改良为瓦屋，推进围墙改良，村道、农道、桥梁、洗衣房等基础环境的建设与改善。第二阶段：1974-1976年为扩大阶段。建立会馆、改善上下水道、治理河川、推广轮耕技术、发展畜牧业、特殊农作物、经济作物的栽培，增加了农民所得；农村区域意识和农业生产的动机的加强，农村出现一片生机勃勃，而且运动扩大到城市地区企业工厂学校。第三阶段：1977-1979年为效果深化阶段。农村地区加强文化福利设施、经济作物栽培扩大、提高副业收入、建设农业工业园地、建设新村工厂；城市地区通过班组活动经常化，改善了邻里关系，促进新村卫生活动、储蓄活动等；企业工厂建立健全的企业氛围、提高小组活动生产效益，重点放在劳动关系的确立上；学校则加强礼貌教育。“新村运动”从地域上扩大了规模，发展方向上则转变为提高经济规模，推进城乡之间的互动，城市一体化运动的广泛开展，从而促进了韩国的现代化建设。第四阶段：1980—1989年停滞与体制准备阶段。80年代韩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韩国的“新村运动”一时停滞。1980年12月1日“新村运动中央会”成立，并成为社团法人，“新村运动”也由政府推进方式向民间组织或者团体方向转换。经济成长出现副作用，“新村运动”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解决方式转为精神运动。开展了改善饮食、废旧物品回收再利用、读书生活化、勤俭节约，储蓄、全国性公园化精神教育活动，并以86年亚运会和88年奥运会为契机开展秩序、清洁、亲切三大运动。第五阶段：1990至现在为自律扩大阶段。工人回避脏活、累活、重活的三D现象产生，利己主义、钻空子、违法乱纪无秩序、过度消费等“韩国病”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新村运动”重点转变为为了建设健康社会而进行的国民意识改革运动、环境保护运动、新农渔村建设运动、邻里关系改善等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新村运动”发展成国民储蓄运动、收回金银运动、推进共同体社会建设的民间自立运动。

　　观察记者：韩国政府为“新村运动”出台了什么具体的法律？并请作简单的评价。

　　赵相弼：初期的时候是总统直接推进的，因而没有法律；80年代后，韩国出台了一部《新村运动组织育成法》，根据这个法律来推动这个运动，但朴正熙总统死后对这个法律评价不是很高。可是，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制订，才使得“新村运动”持续推进和发展，并把民间组织转变为全国性的自成体系的机构，这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

　　观察记者：韩国“新村运动”有哪些成就和成功的经验？

　　赵相弼：我认为“新村运动”的成就有：“新村运动”开发是我国落后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开发运动；“新村运动”鼓舞了人心的同时也使我们树立了自信心和成就感；“新村运动”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并调整结构，“新村运动”通过增加收入、架构调整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发展文化、环境；“新村运动”提高了农民的团结合作能力和主人翁意识；各种问题通过民主讨论的方法以民主方式解决，成为培养民主解决问题的意识的契机；从农村开始的“新村运动”扩大到“城市新村运动”，再到家庭、地区、公司、学校乃至全社会，这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新村运动”不仅有外在成效，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克服在高福利国家容易出现的不合理的弊端。

　　而“新村运动”的成就取决于以下因素：第一、政府强力推进，并制订法律持续推动；第二、持续发掘、培养适合本地区的地方人才；第三、依靠教育、种种奖赏机制来调动村民的积极性；第四、“新村运动”领导者的无私奉献及培养；第五、“新村运动”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企业和学校并持续深入发展，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这一运动中，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第六、中央及地方自治团体适当、有效的支援与指导；第七、加强区域居民的竞争和自发参与意识，使他们自觉地参与运动，并按照“新村运动”进步程度把全国的村子分为基础村、自立村、自助村，进行有差别的支援；第八、提高认识，重点放在环境建设、增加收入、动员村民参加共同事业；第九、建立了以里长为中心、村民服从领导者决策的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第十、组织的存在、制度化的决策、权威的形成成为“新村运动”不断发展的三大前提条件；最后是

公务员及村民的同心协力。

　　观察记者：哪些是韩国“新村运动”值得深思的教训？

　　赵相弼：我认为我国“新村运动”中有以下值得引以为鉴的教训：一、“新村运动”在适应全球化时代变化方面有所欠缺，制约了农村的发展。韩国开始为落后农村现代化投入很多预算，农村收入比城市多了一些，80年代后实行开放化的政策后，又落后了一些，21世纪这个距离越来越大。二、“新村运动”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组织体系，其职能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其协调能力也因此减弱，组织体系硬化了，运作效果不佳，给事业发展带来了瓶颈。三、“新村运动”在比较关键的时刻更换政府，新政府对政策和组织进行调整，新政府中出现了贪污腐化等现象，让人民丧失信心。国民对“新村运动”认同的丧失，成为“新村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四、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创新及前瞻性方面的思考不足也出现了很多错误和浪费。后来他们主要以追求政绩和形象工程为主，从而偏离了“新村运动”的宗旨，未达到原来目标一半的效果。五、初期为以政府为主导的从上而下的方式，以资源为主的推进方式，后来不自觉地给农村造成了被动依赖接受心理，减弱了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六、这种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开发模式是非民主的，它忽视了地区多样性及差异。七、推进过程中随着竞争性的加大，增加了村民负担，负面效果增大。八、“新村运动”导致传统的自治组织等农村共同体的崩溃，瓦解了区域自治发展的基础。包括地方官员在内，村民在解决自己问题方面更依赖政府。九、“新村运动”初期行政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强力推进“新村运动”，但也出现副作用。十、“新村运动”实施过程中程序繁杂，解决问题的时候拖沓，效率太低。十一、为追求政绩，出现了严重破坏环境、

传统文化的情况，以表面的物质的成果为主的推进方式，不仅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相当欠缺，而且村民实际得到的实惠也极其有限。十二、“新村运动”发展成为广泛的综合农村开发，但是因中央本部能力所限，作用不足。增加收入为目标的计划和建设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课题，这就需要一个综合的计划，还需要有把计划实际执行的方案。十三、“新村运动”需要分阶段、逐步地实施，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但是它目标过大、体系庞大、成果与实惠有限。十四、“新村运动”原定计划把整个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的邑、面，结果却集中在大城市周围，制订和实施计划时没有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资源等因素制约。最后是农村经济从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农民支出急剧增长，农村消费城市化，彻底改变了农村生活，因此城乡差别越来越大。进城农民越来越多，原来的正面效果逐步减弱。

　　观察记者：我知道您比较欣赏如今的卢武弦总统推行的“建设更美好的农村”运动，请您对此予以评价。韩国“新村运动”今后的发展方向又是怎样的？

　　赵相弼：并不是说我欣赏这个运动，而是农村比较困难，关注农村，这种做法应该是很好的。由于还处正在推进的过程中，所以无法评价。但我认为“新村运动”今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首先是有必要定位“新村运动”为引领新世纪的国民运动的一项运动。以生活改革运动和区域共同体运动为两大轴心，有必要形成建设新农村的共识。其次，政府要改变形象，“新村运动”要进一步摆脱官方走向民间的形式，建立一种与政府的平等合作关系。同时应加强市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的联谊活动，进一步扩大“新村运动”的活动领域和作用。第三是要提高“新村运动”的服务性。最后是要在农村地区持续推进富有活力的保护传统文化、生态环境、村民安全的新村建设运动。

　　观察记者：您又是何时开始关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您根据韩国的经验对中国又有哪些忠告？

　　赵相弼：是从去年开始的。中国去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开始提倡建设新农村，我看到这个文件后，便开始思考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会对韩国有何影响。

　　根据本人对韩国“新村运动”的分析与研究，对中国新农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新农村建设运动应该以村民的意向为基础，要重视村民的集体意愿，调动和依靠民众的参与积极性。第二、应当把重点放在促进村民的学习教育实践项目的开发以及主体力量的培养，让村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三、在长期规划的前提下，应该探索中短期的阶段性开发战略。第四、务必坚持将政府主导下向式的开发转换为民间主导上向式的开发战略，必须是突出地方特色，由下而上地推动。第五、需要政府大力支持的地方，政府必须有准确的目的性并予以积极地的引导。第六、充分评估中国农村地区的落后程度，不同的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战略，要将全国至少分成3至5类地区，并实行差别化的支援方法与政策。综合考虑上述战略，就能积极有效地推动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

　　观察记者：您认为中国是应该派更多的官员去考察，还是应该派更多的学者去韩国学习、研究以更好地吸收贵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及教训？

　　赵相弼：因为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中国官员去的目的是怎样的，但学者去可能更有用。“新村运动”当时发动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好，农民参与其中，可能中国百姓亲自去体验一下会更好。我觉得官员、学者去韩国访问，首先要明确目的，接待的人也能够明确你来的目的，好做准备怎样介绍。因为韩国“新村运动”经历几个发展阶段，要有针对性地考察，效果就更好。

　　(此文得到朴姬福、李东华老师的翻译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