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蜀雄堵漏钱袋子

　　作为中国建设银行湖南分行行长的龚蜀雄，受命于案件多发的上市前后，在案件多发行工作，又面临大规模裁员，管理混乱，他是如何迎接挑战的？

　　★采写/《小康》记者马世领 湖南联络处 周后文 夏俊勇

　　2006年12月31日，湿冷的阴雨没有遮盖湖南长沙这个被称为“中部洼地”城市的节日氛围，路人行色匆匆，圣诞节的彩灯还在闪烁，元旦的到来又多了一层节日气氛。但这一切，对于白沙路2号银港大厦的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来说，似乎都无所谓，偌大的办公楼里，并没有特别的节日气氛。

　　“你们可能也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是最忙的，越是节日，往往还最忙，更何况到了年底，大家都忙于年终结算。”宣传部罗鹿鸣部长解释说。

　　毫无疑问，这栋楼里最忙的人莫过于行长龚蜀雄，接管湖南省分行才一年半的掌门人。

　　最好的节日礼物

　　让湖南建行人最感到节日快乐的是，12月30日刚刚初步统计出的2006年年终结算数据：存款总额达到1500亿，新增存款288亿；贷款总额达到924亿，新增贷款150亿；实现利润大幅增长。存款总量和新增额、贷款总量和新增额、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在全省同业中继续保持“第一”。

　　“我们还实现了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双降。全年没发现一起金融案件。”龚蜀雄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情不自禁地洋溢出收获的喜悦。“这是今年我收到的最好的节日礼物。”

　　但这个节日礼物来得并非容易。

　　在他掌管湖南建行之前，因为两年里接连发生了20余起金融案件，前任行长被迫引咎辞职，被媒体热炒为“案件多发行”，可谓“臭名昭著”。加上因为股改上市，前前后后1/3的大规模裁员，由此导致整个队伍人心不稳，管理混乱。在这种背景下临危受命，放在任何人身上，其承担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都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2005年，他上任半年后(到当年年底)，湖南分行在湖南金融业中就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六个第一”，在整个湖南银行业23亿元的年利润中，湖南建行就占了19亿，可谓是湖南银行业的龙头老大，“统领了湖南金融改革的新潮”。继续向前发展，自然面临更大的压力。

　　而遵照中国加入WTO规定，2006年正好又是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第一年，国内金融业的竞争直接变成了国际竞争，虽然这种较量刚刚拉开帷幕，毕竟开始了真刀真枪地较量。作为首家上市的国有银行，其实已经短兵相接，而其分行的一把手不啻为冲锋陷阵的大将，竞争已经迫在眼前。

　　龚蜀雄作为一名“大将”，对这一切并不是不清楚，20多年的银行职业生涯，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因为看得清楚，他承受的压力比谁都大，因为看得清楚，他消解压力也比谁都更有方法。

　　团队比绩效更重要

　　“如果说建行垮了，首先是团队精神垮了。绩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团队，绩效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了团队，哪里来的业绩？建行的团队人心稳定，竞争意识强,敢打善拼,积极性高涨，这是我最自豪的。有了高效的团队，绩效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也是我最重要的职责和工作。”

　　做了20多年地方分行的行长，龚蜀雄深知领导艺术和管理技术的核心，在于人心的凝聚和动力的激发，做“人”的工作远比做“事”的工作重要得多，也难得多。

　　据传，龚蜀雄到湖南建行伊始，正逢建行股改上市“减员增效”地震余波未平，案件多发行长辞职余悸未消之际，他暂住宾馆，而让原下属建行贵州分行办公室主任先行摸底考察。上任后，并非慷慨激昂，而是从老干部家里到所有员工办公室挨个拜访，找中层干部逐个谈心,嘘寒问暖，了解实情。

　　“龚行长来之前，当时大家的心态几乎都是惶惶不可终日，工作上没有稳定感，总觉得就是临时打工仔，干不长久，也就产生不了忠诚度。”湖南建行的一个业务经理的话说出了当时他们大多数人的心声。

　　龚蜀雄了解情况后，并没有单纯从业务和效益入手，而是首先从稳定人心开始。“我首先让大家改变打工仔这种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呢？中国银行业因为其国有资产的特殊性，不像西方的投资经营方，我们的董事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人翁，只是主人翁代表，员工才是主人翁，既然是主人翁，就要有主人翁的样子，就要有主人翁的思想和境界，品质和责任。”

　　龚蜀雄的这些话在湖南建行内部，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但上上下下都清楚，他们的掌门人并非在拉单弦唱高调，只会“花胡子”(湖南方言，意为“搞假”)。就连行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都知道，“龚行长是动真格的。他如果见到营业大厅的地面上有片纸屑，他首先会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然后逐级追查责任。”

　　据了解，2006 年，湖南建行招用60多人，结果来了2500人参加笔试，期间仅收到的人情条子就33张，也就是说，几乎占到了计划录用人数的一半。但龚在这点上“毫不留情”，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靠人情多进了一个人，就要退掉一个靠能力进来的人，对其他人显然不公平。而领导处事不公平，就是对人心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最大的破坏。”

　　照湖南建行员工的说法，龚蜀雄在领导和管理上“狠”有“两手”：一手狠抓“硬约束”，依法循规，形成公开的刚性约束力；一手狠抓“软管理”，形成潜在的软性感染力。

　　“大家私下给龚行长的评价是八个字：原则性强，人情味浓。” 建行湖南分行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选择对待人生的努力程度

　　“人生很多时侯无法选择命运，但可以选择对待命运的态度和对待人生的努力程度。” 龚蜀雄的命运和他对待命运的态度似乎印证了这句话。

　　1982年，祖籍湖南新化的龚蜀雄，从中南财经大学毕业后，就到了湖南建行工作，一干就是10年。1992年，适逢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海南大开发淘金热中，他被任命为海南建行计划处处长,不久升任副行长，一干就干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1998年。时逢西部大开发，他又被派往西部经济较落后的贵州任省建行副行长，后因业绩显著而升为行长，一干又是7年。2004～2005年，提出“中部崛起”国家战略，湖南是“中部的洼地”，而对于湖南建行来说更是多事之秋，案件频发，媒体曝光，人心涣散，2005年被列为全国五个案件高发整治的一级分行之一。这样一个“乱摊子”，2005年5月又鬼使神差地落在龚蜀雄的身上。

　　2005年6月2日，就在龚蜀雄走马上任湖南建行行长的第一天，“迎接”他的竟是一个信贷员携巨款潜逃的恶性案件，这也是前任行长任上1年零10个月以来最为严重的案件。据了解，龚蜀雄从贵州建行调任湖南建行，与贵州建行2003年实现重大案件和违规违纪事件零纪录及其业绩卓著不无关系。

　　也因为如此，业内和行里不少人说他总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为了解决湖南建行的“危难”，他亲自领导搞了一个月的违法违纪专项治理检查活动，按照“谁主管谁检查，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横到边，纵到底”的拉网式检查，最后发现各类问题2684个，排查出风险人员662人，暴露3起经济案件，堵截了16起四类案件，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了3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处理了116名案件责任人……

　　“虽然其中不免又苦又累，但我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可以说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这是我的幸运，让我有机会参与其中，不仅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而且可以通过我的努力促进这种变化。”

　　龚蜀雄以他对待命运的态度和对待人生的努力程度改变了自身命运，当然也改变了他领导下的银行的命运。

　　民 意

　　两税合并 还有多少悬念

　　“两税合并”虽然历经磨难，总算是进入了立法程序，而能否通过200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仍然是个未知数。

　　★采写/《小康》记者 李秀江

　　2006年12月24日，旨在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两税合并”议案——企业所得税法草案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按立法程序，草案将提交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如果通过，将在2008年1月1日实施。

　　据了解，自1980年代以来，为吸引外资，中国一直给予外资企业10多种税收优惠待遇。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名义税负为15%，实际税负水平为11%；而内资企业名义税负是33%，实际税负为23%，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更高达30%，两者相差10多个百分点。

　　这种对内外资企业税收上的严重不公平，使得国内企业难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内资企业本来就比外资企业“矮半截”，又怎么在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竞争呢？

　　在《小康》对3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中，63%的企业认为“两税合并”早就应该实施了，“这不是偏向内资，而是还内资企业一个公道。”

　　10年期盼

　　自1994年中国实行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开始，外资企业就拥有了“超国民待遇”，而十几年来，内资企业一直期待着能与外资企业在税率上平起平坐，公平竞争。

　　对此，伊 利集团满腹辛酸。据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上半年，伊 利主营收入为79.33亿元，蒙牛为75.5亿元。但在净利润方面，伊 利却远远不如蒙牛，2006年上半年，伊 利、蒙牛的净利润分别为2.02亿元、3.43亿元。

　　伊 利集团财务部门人士称，伊 利的净利润之所以比蒙牛低1.4亿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02年蒙牛由民营企业改制为合资企业——当时，蒙牛引入摩根等三家国际风险投资，从而拥有了税收减免、优惠等方面的特殊待遇，2005年伊 利实际所得税率为31%，而蒙牛为10%，相差两倍多。

　　对于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东方家园连锁超市集团也有着切肤之痛。东方家园目前在全国共有23家店，销售额达30多亿元，在国内建材家居零售业高居龙头地位。“由税收差别带来的发展劣势正日益突出，我们亟待与外资企业站在同一个竞争平台上。”东方家园某分店财务经理付先生说，东方家园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英国的建材家居超市百安居，虽然东方家园与百安居的销售额差不多，但是由于两者享受不同的税率，最终利润水平差别很大。

　　这种税制上的不公平已经让内资企业“很受伤”，在历经12年的难产之后，“两税合并”终于露出了一线曙光——有望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但新税法对老牌外资企业实行5年的过渡期，又让内资企业“很生气”。在《小康》的调查中，有29%的企业认为，新税法一旦通过，就不应该再有过渡期，否则就是变相保护；有43%的企业认为，5年的过渡期太长，1～2年比较合适。

　　谁的利好

　　虽然内资企业将在“两税合并”中受益，但也不是所有行业的利润都能获得大幅提升。《小康》问卷调查显示，35%的受访者认为银行业将是“两税合并”后利益提升最大的行业。而本项调查结果也在公开数据中得到证实：目前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而内资银行更属于重税行业，实际所得税税率普遍在35%～45%之间，2005年7家A股上市银行的所得税税率平均为40%，而外资银行的所得税税率仅为15%。渤海证券分析师田辉认为，所得税率降至25%后，根据我国上市银行2005年的财务报表计算，如果不考虑税前扣除项变动及递延税款调整的影响，其业绩将平均提升17.41%。其中，提升幅度最大的分别是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和工商银行。

　　除此之外，高盛研究报告指出，“两税合并”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将使市场更为平衡，钢铁、酿酒、煤炭、造纸、有色金属、批发零售业等传统产业由于不是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对象，税收优惠不明显，一旦税率降低至25%，这些行业也将很快受益。

　　目前，合资汽车企业占据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大半江山，“两税合并”后，此类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将由15%调整到25%，而内资汽车企业的所税税率将由33%降至25%。在 “两税合并后，哪个行业竞争格局最有可能发生转变”的调查中，47%的受访者选择了“汽车业”。包括长城、哈飞、奇瑞等自主品牌汽车公司均表示：“两税合并”应该是中国汽车“翻身”的一个机会。

　　还有悬念

　　“两税合并”的呼声已经在中国喊了许多年，但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使其久久不能成为现实，其中最大障碍是一些涉外企业担心影响既得利益，而相关部门担心“两税合并”会影响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积极性。直到2006年，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争论才基本达成共识，“两税合并”只是时间的问题。

　　按照人大立法程序，“两税合并”的草案本要在2006年8月份的人大常委会初审，但在各界的热切关注之中，“两税合并”悄无声息地“流产”了。接下来，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10月份人大常委会之中，但结果却令内资企业再次失望。

　　很多企业认为，10月份“两税合并”草案未能上会，意味着2007年3月通过全国人大审议可能性很小。因为，按照一般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要经过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后才能提交全国人大审议，10月份没能上会，即使12月上会，人大常委会也只能审议一次，2007年提交人大审议就不可能了。

　　然而，事情却在最没有可能的时候出现转机。2006年12月24日，“两税合并”首次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将提交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对于新税法草案只审议一次就提交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可能性，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法案室副主任刘修文解释说：“如果各个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就不一定要审议三次，也可经一次常委会审议即交付表决。”随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有关人士也纷纷站出来为内资企业“打气”——“两税合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剩下的只是立法程序问题。　　　　　　

　　虽然来自政策层面的消息表明“两税合并”在2007年全国人大一次通过的可能性很大，但在《小康》的调查中，仍有57%的受访者对此并不乐观，“反反复复的折腾，让我们多少已经失去了一些信心”。

　　两税合并大事记

　　●2000年，财政部着手调研两税合一的可能性；

　　●2001年入世后，财政部着手起草合并方案；

　　●2004年8月，财政部、国税总局将两税合并的草案提交到国务院；

　　●2005年1月12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一次会议上呼吁：“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在他作出这番表述的前一天，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也高调表态，坚决支持内外企所得税制度改革；

　　●此后不久， 54家在华投资的

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向财政部、

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书面意见，要求延长税收政策优惠期，对中国要实行两税合并，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纷纷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两税合并可能影响外资引入的担忧，两税合并的草案最终搁浅；

　　●2006年12月24日，企业所得税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