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称企业成名后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主持人：刚才杨秘书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社区项目的具体情况。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阿拉善生态协会其实是有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参与其中的，我想请问一下王总，您怎么看待一个企业家的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问题？

　　王石：环保应该说是社会责任的一种吧，大概来谈就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理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应该是有狭义和广义。狭义就是如何使你的企业遵纪守法、按章纳税、创造产品、创造利润，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责任；就广义的社会责任来讲，仅仅做好这一点还不够，因为这个社会除了这种法律上的约定之外，我们对社会广义的责任也应该是给予关注的。我记得两年前美国助理国务卿马立克曾经协调美中关系到中国做过一次讲演，讲演中多次出现一个词叫“组金持有者和组金持有人”，当时翻译这句话就很有争议，不知道他谈中美关系怎么多次出现“组金持有人”这样一个词，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讲这个意思是指利益相关者，所谓利益相关者就是可能直接和你没关系，但是由于别人的事情他最后也牵扯到你，实际上这个社会不能看直接的利益、直接的责任，还有间接的利益和间接的责任。所以，我们往往谈到企业家责任的时候，网友理解成我交税了，给股东创造利润，遵纪守法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这是狭义的社会责任。广义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益相关者，比如弱势群体，比如环境保护、生态，好像阿拉善远在天边和你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社会环境恶化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当然你也要受到影响，所以作为企业家来讲不仅仅从狭义的社会责任要遵纪守法、按章纳税、创造产品，给股东创造利润，还应该从更广义角度来讲参与环境保护，包括参与帮助弱势群体等等，这就是社会责任。

　　主持人：承担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我们想了解一下，这给您的企业带来什么影响吗？

　　王石：应该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这些认识也是我这几年的认识，以前我是比较狭义的认识角度。就万科的发展和我个人的发展来看，我的理解企业也好、企业家也好，应该是分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属于创业阶段，创业阶段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这时你让它如何来关心社会责任，恐怕他更多是从狭义的角度考虑。当然有的行业好像是和环保就有关系的，比如说生产

太阳能光电板的，本身就是环境保护，你说是不是这个企业一开始就很有胸怀呢？未必，因为你生产太阳能即便是环保，但是未必能生存，所以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这时你让它更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也不现实。

　　到了第二个阶段，企业就是解决了生存问题是不是能长远发展，恐怕他也要考虑。当然这里牵扯到长远发展是不是和社会追求进步的长远目标相一致。包括现在搞的所谓的

减肥，什么什么让你变苗条，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根据人的一种心理追求推广一种药品，能不能起作用？是不能起作用的。作为企业长远来讲生产这种东西成问题，尽管不违背社会长远利益的发展。所以，企业长远发展一定要和广义的社会责任一致起来才能长远发展，当然仅仅这样还不够。比如说如何科学管理、优化管理、讲究效率。所以，第二个阶段更多来讲还是企业效率层面的一个管理。在这个层面来讲，企业家也很难有更多时间去关注一些社会的活动。

　　随着第二个阶段的逐步完善，应该到企业第三阶段，就是企业的知名度在社会上提高，它产生一种除了自己做广告之外的另外一种广告效应，就是企业家也是这样，那就是社会地位提高，这个时候，无论作为企业发展的阶段和社会的期许来讲，企业和企业家都应该更多地承担广义的社会责任。比如说今天，新浪把我和杨平请到这里来，就是因为一个环保基金活动这样一个事情。当然我只是阿拉善协会当中的一位企业家，我们差不多有一百多位企业家，这些企业当中应该说能积极投入有时间的、有精力的，大多数都是企业做得比较成熟，所以他们有时间、精力，也有社会影响力做这个事情。所以，做一个企业家不能笼统来讲他应该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也应该谈不同的阶段，来扮演什么角色。

    反过来讲，如果企业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企业家还是局限于这样的一个洁身自好，还是独善其身的角色，显然就显现它的局限性了。他在社会的进步当中要适应这个社会的潮流，适应社会的期许，在社会公益活动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主持人：王总刚才提到了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来进行界定。尽管这几年中国的社会发展非常迅速，但跟国外的慈善事业来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中国的富人可能在慈善方面表现的反应比较冷淡，怎么看待这种流行的说法呢？

　　王石：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中国民族传统还是乐善好施、周济穷人、社会和谐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到现在应该说还在保持着。但为什么在社会当中是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感觉呢？你刚才提到和国外相比，我们所讲的国外是和国际上工业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的，确实NGO组织、公益活动的组织在中国表现得还不是很活跃，这主要取决的因素有它的客观原因。比如说中国现在鼓励民间NGO发展，鼓励企业做公益活动、慈善活动，应该也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虽然之前我们知道中国也有像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希望工程，但是我们看到它都是半官方组织，基本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做的，也就是说这方面更多是政府的一种行为，长时间来讲，政府是没有给你民间进行公益活动的空间的，尤其是对企业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企业过去主流的是国营公司，国营公司某种程度上把社会的功能都扮演了，比如企业办社会、办学校、办托儿所，办各种各样我们现在觉得都应该是社会办的公益活动，它都包揽下来了。但是随着现在转型，更多现在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营也在减负，国营公司也在去社会化，但是去社会化之后这部分谁来做呢？这一部分某种程度是不大鼓励做的，比如NGO要注册、成立是非常困难的，不鼓励你去做，如果不鼓励你去做，企业去做就是“哎，你要干什么”。所以，应该看到企业做这个事情有一个社会大环境。

　　我刚才讲的是两三年前，但是这几年，比如2005年成立的阿拉善协会，显然在这个大背景下是政府在鼓励做这件事情，所以一批企业家组织起来这样注册。尽管如此，注册当中还是相当不容易，尤其是像搞公益活动需要钱，尤其是搞基金，审查得更严格。如何让企业家掏出钱，如何通过组织形式让企业家掏出钱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这样一个过渡。但是好在现在看到了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富人对公益活动不积极、很冷漠，和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公益活动拿钱仅仅是其中的一方面，你如果把钱落实到具体项目当中，让它发挥公益效果，它不是钱拿出来就管用的。比方说在美国，按照就业人数来讲，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从事NGO的组织的一员，本身也是一个产业，本身也是解决很多人就业的问题，本身也是非常专业化的一个行业。但是中国因为过去在民间这方面基本上很少，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家愿意做的时候却发现现在缺乏做NGO、做公益活动这样一个团队，比如杨平，他本身是从事媒体的，是媒体行业当中平面报纸的总编，几年前他是立志于来做NGO。像他们这样的目前在中国还不是很多，还有积极参与的热心年轻人是热情有余、专业不够。所以引发了第二种矛盾，专业化的人员太少，所以现在很多活动都开展不起来。比如像阿拉善这个协会严格来说这笔钱并不是很多，一年一千万左右，并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花不出去，或者说就不能按照预算把它全部花出去。不是没有项目，而是缺少这种项目操作的项目官员，缺少这样的官员，这是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国家现在是宏观的角度来讲欢迎民间做这个事情，但是具体的一些政策还有待于一步一步明朗、落实。比如在工业发达国家，你在进行公益活动的捐赠，税收上都有一定的免税优惠享受，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当然也是影响进行公益活动积极性的一个客观因素。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是说因为税收上没有优惠我们做不起来，我想说的是，有优惠更好，不能因为没有税收优惠而成为不做的理由。比如你拿出一千万来，但因为没有优惠政策，可能要从你的所得上扣除税收之后才能进行投入，我们最高的所得税是45%，那就是说你拿出450万进行交税，真正能够体现出做得好的公益活动才650万，这也不错。因为你实实在在是拿1000万，450万是交税，而650万是投入到公益活动中。所以，不能因为国家税收上不鼓励你就不做了，这是构不成理由的。这是我想说的中国的现状和外国的比较，得出那样一个结论，说中国的富人不乐善好施，甚至说为富不仁，我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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