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与神学家的对话

　　 本刊记者 谢 湘

　　“《环球人物》，好啊！”接过记者递上的杂志，赵启正眼前一亮，还没坐定就兴奋地说道。“中国的人物，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上的人物，也受中国读者关注。环球人物，这个定位不错！”不等记者发问，这位前任“中国政府发言人”主动打开话匣，进入了“状态”。

　　自2005年8月不再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以来，赵启正出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这位曾被外国媒体称为“浦东赵”、“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和“中国形象大师”的官员，在媒体面前非常放松自然，举止得体。我们的专访就以这样颇为轻松的方式开始，话题自然离不开他刚刚出版的新书《江边对话》。

　　黄浦江畔的对话

　　一场发生在黄浦江畔的对话，不仅凝结成书，而且引起了中西方学术界、宗教界乃至政界人物的密切关注。对话的双方就是书的两位作者：赵启正和路易·帕罗。这场前后历时一年多的对话直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宗教徒与非宗教人士的分歧，甚至触及宗教的核心问题，例如“上帝到底是否存在？”

　　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政府官员，一个神学家；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宗教领袖。身份如此悬殊的两个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隔阂，进行了一次被著名学者季羡林评价为“开创之举”的对话。翻阅《江边对话》，“终极关切、三星堆文化、宇宙大爆炸”这样看似高深艰涩的字眼不时冒出，但是依然紧紧抓住了读者的眼睛。因为对话双方坦诚地探讨了彼此的信仰，对上帝、今世来生的看法，他们毫不回避彼此的分歧，而这些问题在每个人的心中都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对话中，双方都有回答不了的问题。“我让帕罗用实验证明上帝确实存在，他让我做个实验证明上帝并不存在。结果我们俩谁都做不到。”赵启正坦白地说。

　　但分歧并不妨碍双方彼此之间的尊敬。帕罗就表示通过对话，自己感到很惊奇：原来无神论者也很有思想，很有学问。他在序言中写道：“让我们在深刻的分歧之上，仍能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建立诚挚的友谊。”赵启正也在序言中表示：“我不指望读者能赞同本书的多少观点，但我希望读者能赞同我们两人对话的态度。”

　　《江边对话》的中英文版本在国内外同步出版后，国内中文版很快就重印；在国外，媒体反应非常积极。美联社的文章惊讶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怎么一个无神论者会跟布道者拥抱?”也许在一些西方媒体看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高官能够直率地和美国著名的宗教领袖对话，本身就是一次突破，而对话中有多少差异和分歧倒在其次。据说布什和克林顿等美国政要都已亲自读过此书，希望以此了解中国在宗教方面的情况。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也明确表示，将把该书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赵启正告诉记者，自己进行并公开这次对话的目的，一来是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现状；二来是使中国读者了解不同的宗教观；更重要的是用行动告诉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也可以进行友好对话。

　　对于赵启正来说，这次对话使他第一次深切了解到宗教人士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法与我们有差异，而且差异较大。“但问题并不在于差异，而在于对待差异的态度。”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把世界上的矛盾归结为源自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赵启正认为“这样的说法尚不够全面”。他说各民族文化间确实存在差异，但对待差异的不同态度，会带来不同结果：如果对待差异是尊重的，那么文化可以互补；如果是漫不经心的，就会引起误会；如果彼此歧视，就会引起冲突；在特殊的情况下，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就会发生战争。在他看来，能够接受其他文化，承认不同文化的优点，是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要素。

　　与汪道涵的忘年交

　　不再担任政府公职后，赵启正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他说以前“欠的很多债”，现在可以慢慢还了。每天除了休息，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看书、写作、上网。一年多时间，他完成了3本书：《向世界说明中国(二)》和《江边对话》业已出版，《浦东逻辑——浦东开发和经济全球化》也于2006年底前完成。

　　由于是理科出身，赵启正觉得自己“很缺乏关于美学、宗教学、历史等人文类知识，所以需要谦虚地学习”。而他对于哲学的偏爱，还因为“年纪大的人，都喜欢读哲学，作为对自己以往生活和经历的一种反思和重新认识”。

　　谈到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一职，赵启正坦承“花的时间还不够”，主要是给研究生讲课。但他反复向记者强调，与年轻人的沟通非常重要。“知识可以从学校得来，但是智慧却要有足够的阅历甚至挫折才能形成。假设一个30岁的人拥有40岁人的智慧，他这一生很可能成功。所以，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要多交往。年纪大的人可以把他的经验和阅历提炼出来，告诉年轻人；也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吸取他们的激情，重新认识生活。”

　　赵启正至今不能忘怀自己与汪道涵先生的忘年交。他说“交朋友是一种享受和愉快。真正的朋友交流的不是礼品，而是思想。”自1981年认识汪老，赵启正一直与汪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宗教与科学》这本书就是汪老推荐给他的，当时汪老说：“这书虽薄，但值得一读。”正是这本书间接促成了赵启正与帕罗的对话，只可惜“书出来了，先生却走了”。

　　搞科研出身的“公关大师”

　　1940年赵启正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物理系教授，家中兄弟三人，有两个学物理专业。1963年，23岁的他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先后在中国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了21年。

　　那段时间，苏联突然停止对华援助，我国知识分子的科研条件异常艰苦。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赵启正，不仅得不到国外的科研资料，而且连实验仪器都难得一见。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他和同事们艰苦攻关，取得了3项发明专利，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和航天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段基层科研工作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国家的进步、民族的复兴，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要靠自己。“自力更生是金科玉律。”长期的科研工作也培养了他严格的实事求是精神。

　　赵启正后来历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及管委会主任，1998年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职务使他有机会与中外媒体频繁接触，并逐渐以务实坦诚的风格赢得好评。

　　中国故事，国际化表达

　　从《向世界说明中国》到《江边对话》，赵启正一直致力于以坦率、开放的态度，让外国人认识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精选了他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的数十篇公开演讲和媒体访谈。他曾引用戴高乐将军的话：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但他仍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能够克服地理上和文化上的距离，了解一个真实的、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

　　作为官员，赵启正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政府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却是新闻记者的。这与他负责上海浦东开发期间的经历有关。由于70%的外国元首来中国都去上海，所以他认识的外国政要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有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叶利钦等”。他读过叶利钦的传记，上面有一段学生小叶和老师吵架的故事，结果是学校不但没让老师开除小叶，反而在小叶的争取下把老师开除了。赵启正把这段故事告诉叶利钦，并且问他，像您这样的俄国学生多吗？叶利钦笑着说，不多，就我一个，所以我当总统他们都没有。

　　正是这段在上海的经历，使赵启正深切意识到，与外国媒体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基础，必须是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千万不要把外国人估计成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应该把他们想象成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水平，要努力用外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1999年，在国务院新闻办策划组织的“法国中国文化周”活动中，横穿浦东的世纪大道模型在预展上没有引起法国人的注意。赵启正在“世纪大道”的名称前加上一个注释——中国的香榭丽舍大街，立即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2006年，有些外国人四处宣扬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对此，赵启正说，与对外贸易的巨大业绩相比，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存在严重的“赤字”。他大声疾呼：要把对外传播和输出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强对外文化传播的最大难点，就在于传播的方式。“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想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想法、做法和价值观，就要力求达到一种文化的翻译效果。”他提出要“中国故事，国际化表达”。

　　现在，赵启正经常参加非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总结说跟媒体打交道的诀窍就是——“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