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记者:这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新农村建设提到了重要位置。现在，很多人觉得，城市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要对农村进行贴补了。

　　于建嵘:在中央强调的诸项措施中，始终坚持了农民是新农村建设主体这一重要原则。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先要求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形象工程”。目前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国民经济有所发展、工业化取得重要突破，但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的背景下进行的。

　　新农村建设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具体化。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门都要明确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特别是宏观管理、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在制定发展规划、安排建设投资和事业经费时，要充分考虑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更多地向农村倾斜。

　　记者:“形象工程”容易杜绝吗？

　　于建嵘:这种现象是很难杜绝的，也很难预防。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往往会被地方当成对农民的施舍，很容易成为搞“形象工程”的资源。要防止利用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搞无效益或低效益的政绩形象工程，就要在管理体制上建立能体现农民意愿的制度。不能把新农村建设变成搞钱的东西。

　　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搞下去，通过把钱往农村转移，建新的农村公共设施，使农村和农民发生改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方向问题。

　　记者:提法是好的，可如何保证往农村转移的钱一定到了农民手里？

　　于建嵘:那就要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否则，新农村是搞不下去的。钱给谁？拿来干什么？要由农民讨论决定，不能简单地把钱从上面拨到县里和乡里，再给农民修路或者建房子。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领导势必会要政绩，用钱做引诱，做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不按照政府的意思做就不给农民钱。我不怀疑，政府的决策是为农民做事，但我怀疑一点，政府的想法是不是代表农民利益？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症结，没有真正的社会行动者代表农民，体现农民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弊端。

　　这首先要对目前的政绩评价体系进行改革，让农民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使自己的意愿成为制约官员行为的重要因素；其次，要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改革，要建立真正的农民所有和农民所治的社会组织，以确保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钱应该给农会，农民通过农会讨论，决定做什么，是修路还是建鱼塘，向政府打报告要钱。

　　记者:通过你的调查，是不是已经发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于建嵘: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民负担的事情，而且很严重了。我前段到江西考察发现，每一个村要做一个规划图，一个图一两万块钱，往农民每家每户摊，为什么要搞这个形式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国家一年两三千个亿都干了什么呢？

　　新农村建设不是总理要搞，是必须要做了，改革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不要争论要不要做的问题，是如何做好，如何把农民变成利益表达主体的问题。

　　记者:除了给农村钱，新农村建设中还提到了要在农民中间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和合作医疗等措施。

　　于建嵘:对农民的低保、医保是对的。我在人民大会堂做过一个报告，最低生活保障和医保方向都是对的，但我们要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成是对农民的一种恩赐，而是农民应该享有的一种权利。医保和低保是必须给的，不是谁施舍的。

　　老百姓需要一个疏通的渠道

　　记者:就像你说的那样，农村因改革而出现问题，后来又补充新政策，比如税费改革、户籍改革和乡镇改革，但又出现了土地和计划生育问题，农民要表达自己的利益，又无途径可走，很多人好像走上了信访的道路。

　　于建嵘:我这些年收到过两万多封信，都是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寄来的。我过去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农村和厂矿度过的，我知道很多农民在自己的利益受损时，奔走无门啊！

　　我提出来过取消各个部门的信访机构，将信访职能收归人大。信访的解决概率只有千分之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记者:2005年5月，国家实施了新的信访条例，是按照你当年提出的报告改的吗？

　　于建嵘:我告诉你，信访改革也不是因我提出的报告而改的，那是因为国家不能承担信访的成本了。政府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了，我写的报告不过是告诉政府问题在什么地方，信访制度应该改革了。

　　尽管国务院最后通过的《信访条例》并没有按照我的意见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放弃了那些不被采纳的改革设想，反而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各方所表达出来的理念和取向，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从国家宪政建设的高度来改革信访制度这一基本主张。

　　记者:那是不是今后信访条例还要改革呢？

　　于建嵘:我们正在做一个新的报告，调查研究信访的新动向，出现的新问题，信访肯定还是要再改革的，不改不可能。老百姓需要一个疏通的渠道，积累的大量社会矛盾需要宣泄。浙江瑞安、四川大竹事件，都是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大的骚乱。老百姓和政府间的渠道不畅通，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记者:信访改革之外，农民还需有一个渠道排解社会矛盾。

　　于建嵘:那就又回到了农会上来了。

　　记者:那些已经出现的经济合作组织不是也代表了农民的部分利益吗？

　　于建嵘:现在各地兴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只是从事经营的，没有办法进行除合作经济之外的利益表达啊，目前也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我们要讲的是利益表达组织。现在的农民已经开始追求利益表达了啊。经济合作组织是替代不了农会的。

　　记者:除了组织农会和信访，农民还有无其他的表达机制？

　　于建嵘:还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在人大中增加农民的代表。要增加农村的选区，我们一直在提。

　　记者:在实际操作上好像很难？

　　于建嵘:我认为并不是很难，我们从乡镇、县一级开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就是县一级政治，中国的事情好像都是在县域里发生的，很少有跨县的大事情发生，县一级很重要。人大改革我认为是一定要的，人大代表他可以不是农民，但一定要是农民的代表，起码要增加农民选举的权利，现在是选到县一级不选了，在乡一级还有农民，但往上就没有了，要有农民决定的县、市、省、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下一步会怎样？

　　于建嵘:中国社会一定要走向太平，走向和谐，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为保证这个趋势的实现，那就要保证各种利益表达都能充分。中国社会十年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但十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找到一个社会平衡机制。多元化的社会一定要有多元化的表达。

　　采写:本报记者喻尘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