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自述采访初衷被黄爱国事迹改变

　　主动追踪采访三年

　　参与报道黄爱国，一共有五个人。何红卫、黄朝武、赵洁三位是《农民日报》的记者，何红卫是湖北站的站长。两位通讯员都来自湖北大学。

　　第一作者何红卫告诉记者，报道黄爱国是他三年前就有的强烈想法，自己一直也在为此进行深入采访。

　　何红卫，1964年生，在荆门长大，因为热爱新闻报道工作，1997年考入《农民日报》湖北站。

　　据记者了解，何红卫一向擅长于作批评性、争议性报道。

　　1998年4月13日，何红卫在《农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披露了发人深思的“董阳事件”，引发了多家媒体对“衡量一位干部是不是好干部，是不是称职，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大讨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正确评价董阳，合理使用干部。

　　2000年5月19日，何红卫在全国率先报道当年3月份给朱镕基总理上书“三农”问题的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同样是在当天《农民日报》的头版位置发表这篇引起极大轰动的《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并引发了全国范围媒体对在农村“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的大讨论。

　　2007年2月1日晚，何红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向来喜欢报道这些有争议的人物，一开始他也是想循着报道董阳的思路来报道黄爱国的，但后来在三年来的采访中，他被黄爱国真心为老百姓办事，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事迹感动了。

　　参与报道的通讯员刘明达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也许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各个渠道了解到黄爱国的事迹后，主动要求加入报道黄爱国的行列。黄爱国的报道出来之后，湖北大学很多学生党支部还自发地组织学生开展向黄爱国学习的活动。

　　找不到黄爱国可争议的地方

　　自2003年底起，他就陆续从荆门的朋友那里听说“黄爱国”这个名字，“各种场合和渠道都有人说，沙洋这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有些特别”。说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指名道姓惩治腐败，悄无声息就一个人下乡去基层了解工作，与以前的领导完全不同，“不太符合官场潜规则”。

　　听多了之后，何红卫就动了去采访黄爱国的念头，“我一向就对李向南、吕日周、仇和这样的干部非常感兴趣”。之前对董阳、李昌平的报道经验告诉他，黄爱国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干部，只要将他的争议性写出，应该又是一篇不错的报道。

　　“从2004年11月份开始，我自己找上门去，前往沙洋进行采访，”何红卫悉数三年来他采访的点滴，“这一次的采访持续了半个多月。后来又陆续去了几次。采访了方方面面的人，包括班子成员、乡镇干部、普通村民，采访过程都从来不要人带领和安排，都是自己和开车的师傅就直接去了村里。”

　　何红卫甚至还到荆州、沙市等外地去专门采访了黄爱国的家人，还给他远在深圳的弟弟打了电话。“有一次，我们已采完离开荆门，听说省委巡视组到沙洋来巡视，就马上赶回荆门，对巡视组组长张德润专访了两个小时，谈谈他对沙洋和黄爱国的看法。”

　　“通过接触方方面面的人，我发现，自己原来刻意来寻找的争议点居然议不起来。我接触到的人都对黄爱国好评一片。”何红卫告诉记者，这个事实让他放弃了最初自己设想的“褒贬不一说黄爱国”的思路，他想，这么优秀的干部，自己为什么不能破一次例，好好地把他的先进事迹报出来呢？

　　排除阻力将稿子发出

　　“之所以没有在2004年和2005年将报道发出来，主要就是黄爱国本人反复对我说了解情况可以，但是最好不要报道。”何红卫当时也觉得，黄爱国其实做的也是干部该做的一些事，只是他比别人坚持原则。

　　2006年重阳节，沙洋县的老干部们在座谈会上向县委办反映，黄爱国给沙洋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希望县委办好好总结黄爱国的事迹。当何红卫听到之后，觉得黄爱国中途从2003年沙洋的“官场地震”中接手工作，能够在短短三年赢得如此声誉，还是值得好好报道的。

　　于是2006年11月15日，他又联合其他四位，一起前往沙洋进行采访。连同采访写作，整理以前三年的采访资料，这次前后一共花了个把月，五个人反复斟酌、选择最真实可靠的材料，才把近万字的报道拿出。

　　何红卫告诉记者，其实在发表这篇稿子的时候，编辑部是有不同看法的。首先，是质疑采访是否过得硬；其次就是这个典型树不树得起来，一般说来，在报道县处级的干部时，没有上级的许可是不能自由报道的。何红卫就拿省委巡视组组长的意见说，这其实也是代表了上级的意见，这篇稿子才得以发表。当然，在发表的时候，经过编辑，字数从将近万字减为现在的不足7000字。

　　表扬报道怎样才感动读者？

　　这样一篇让参与报道者自豪的报道，为什么在网络会遭遇“滑铁卢”？网友非但没有被感动，还表现出鄙夷之情？

　　网民“文氓”就在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提交了一篇题为《从＜农民日报＞报道看出：沙洋县委书记身边有群拍马的》帖子，他说，自己就找来报纸一看，发现这篇文章不仅吹得太肉麻，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报道中都是一群在黄爱国身边的“马屁精”在说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常务副县长、副县长、镇党委书记、财政局长、政协副主席……唯独老百姓的口碑少！

　　何红卫对记者表示，稿子发出来之后，自己也有些懊恼，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忽略掉了这个问题，其实自己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但由于篇幅有限，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写进去。

　　一个经常做典型人物报道的老记者告诉记者，一篇典型人物报道要打动读者，关键还是要以事带人，报道中呈现的人要说的是人话，做得是人事。当年穆青他们报道焦裕禄，就是用大量的事实来展现。

　　刘海贵指出，典型人物必须要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人物身上的小毛病也不要故意抹掉，这样的人才会让读者信服，像张海迪，就写了她曾经自杀的脆弱一面。而“文革”期间推出的江水英等形象，高、大、全，但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善意拔高，把人写成完人的报道，就是表扬失“度”，就是吹捧，让老百姓看到不但不相信，而且还要骂人的。

　　

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刘建明认为，造成这篇报道不能感动读者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社会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如果传媒表扬了一个人，很多人就是无来由地会反感。导致这种反感情绪蔓延的主要原因，就是过去极左年代中的典型报道盛行假、大、空，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虚构的报道手段深深地伤害了人们对典型报道的信任。现在哪怕出现真实的报道，人们也会认为，这是假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责任不在于媒体，也不在于被报道的对象，更不在于受众，而在于过去假典型报道的思维惯性。要克服它，要靠时间。(记者 邓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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