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8日16:52 南方人物周刊

  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知识人的身上才必然带有浓厚的“士”的精神。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种种“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识人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制度是“硬体”,可以说废止即废止,文化传统是“软体”,不可能随着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仍是改变或批评不合理现状的主要力量

  本刊记者 李宗陶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The Kluge Prize)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 ;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我们的旅馆房间里应该放一部《四书》

  1937年,因抗战爆发避居祖籍安徽潜山的余英时年方7岁,开始读一本“无字的乡村社会书”;

  1947-1948年迁居北平后,余英时在琉璃厂、中央市场的旧书店一呆一天,那便是“最高兴的事”;

  1949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却选择肄业赴香港,投考新亚书院。钱穆先生亲自题试,他被录取为二年级学生。1950年初在香港,跟着父亲(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荷里活道流连于旧书店,买到有缺本的同文本《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20岁的青年效仿明人宋濂,手抄补全……

  几十年后,他的书多得无处安置:书架是早不够用了,每一格都已堆了两排,楼上楼下地下室全是书,以至某次地下室遭水淹后他说:“淹得好,不淹掉不得了。”2001年6月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前,他犯愁的是如何安置那两大间研究室的书。

  余英时在普大研究室里放打字机的书桌,是当年爱因斯坦用过的。学校原把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一起拨给他,他没要,“爱因斯坦的研究室没有书架,我不能因为喜欢爱因斯坦,而搞一个没有书架的地方吧。”结果只要了一张老桌子。

  他兴致勃勃推荐新书。“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多么伟大。”

  他曾建议中国旅馆的床头柜上放一部《四书》,如同日本人摆放佛经,而不是学着西方人,放一本《圣经》。“摆一部《四书》总有人会翻两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处。”他希望现代中国学者能花点时间为大众整理古籍,“使一般读者对中国的文化变迁,历史、文学、宗教、艺术,都有大概的了解”。

  研究学问重在走自己的路

  1955年春天,经新亚书院推荐,时任助教的余英时获得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一年的机会。因他在香港刊物上写过不少提倡民主、自由的文字,国民党政府一直拒发“中华民国护照”,最后勉强以临时旅行文书(affidavit in lieu of passport)抵达哈佛,此时开学已过两周。

  余英时研究儒家,却无意跻身“新儒家”。他曾说:“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欢儒家,但是不愿意给自己贴任何标签,我什么家也不是。”

  在哈佛治中国史,师从杨联陞先生。“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逐渐养成不敢妄语的习惯。”而美国40年,“无形中转益多师,不胜枚举”。

  “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2006年夏,记者在上海采访余英时同代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时,许先生尤其提到,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朱熹的思想反而退后了,而朱熹身处的时代和代表的那个集体反而凸显。“他(指余英时)对文化也不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的,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大脉络来看的,在这条线上掌握得很清楚。”

  退休前访台湾,他对学界后辈说:“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很多时候我也是自己摸索,自己找路。中国一句老话,先生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代的青年学者要先接受好的学术训练,要能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怕孤立,但也不要故作孤立。”

  早在1973年12月,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的演讲“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就特别提到章学诚当年提倡的“史德”。他说:“今天的史德是什么,我们可以因人而异,不过,做学问应该忠诚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忠诚于他的结论,不要为现实、为个人的私念而改变他研究历史所得到的结论,因为这是很容易的。”

  陈寅恪曾说,作者知我

  1950年代末期,余英时在哈佛寓所的那间大客厅,成了张光直等同赴哈佛的中国学生的聚谈、辩论之地。在这些非正式讨论会上,他“不务正业”地发表了对于《红楼梦》的新看法,十几年后他写出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

  他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从史学家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到思想家梁漱溟、陈独秀,着墨最多的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3人。

  1950年代末,他写下《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陈寅恪读后曾说:“作者知我。”10多年后,余英时辗转得知这四字评语,“心中感动,莫可言宣”。

  对“五四”的梳理、对“文革”的反思、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对大学教育的规劝……偶露峥嵘的犀利贯穿其间,也流露出一种单纯的倔犟,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迂”;而他对师对友的真挚(如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和《悼张光直: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对后辈的提携,则彰显儒家仁者爱人的风范。

  1978年10月16日,余英时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汉代研究代表团”回到阔别29年的大陆,从北京出发,一月之内先后参观了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等地的汉代遗址和出土文物。余英时写道:“除了北京之外,这些地方都是我一九四九年底离开中国以前所未到过的。我确实开了眼界。……此行我又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钟书、唐兰、唐长孺、缪钺诸先生,他们是我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

  钱钟书在赠给余英时的《管锥编》扉页上写道:“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

  在《〈论士衡史〉序》中,余英时写道:“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他的追索叩问,“不但涉及历史的陈迹,也涉及现实的人生;不但是知识的寻求,更是价值的抉择”。

  余英时曾说:“陈寅恪对中国文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的生命已完全托付了给它,一切著述也都是为了阐发它的最深刻的涵义。怎样谈陈寅恪呢?我们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这段话,某种意义上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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