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

　　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知识人的身上才必然带有浓厚的“士”的精神。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种种“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识人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制度是“硬体”，可以说废止即废止，文化传统是“软体”，不可能随着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仍是改变或批评不合理现状的主要力量

　　本刊记者 李宗陶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The Kluge Prize)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 ；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我们的旅馆房间里应该放一部《四书》

　　1937年，因抗战爆发避居祖籍安徽潜山的余英时年方7岁，开始读一本“无字的乡村社会书”；

　　1947-1948年迁居北平后，余英时在琉璃厂、中央市场的旧书店一呆一天，那便是“最高兴的事”；

　　1949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却选择肄业赴香港，投考新亚书院。钱穆先生亲自题试，他被录取为二年级学生。1950年初在香港，跟着父亲(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荷里活道流连于旧书店，买到有缺本的同文本《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20岁的青年效仿明人宋濂，手抄补全……

　　几十年后，他的书多得无处安置：书架是早不够用了，每一格都已堆了两排，楼上楼下地下室全是书，以至某次地下室遭水淹后他说：“淹得好，不淹掉不得了。”2001年6月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前，他犯愁的是如何安置那两大间研究室的书。

　　余英时在普大研究室里放打字机的书桌，是当年爱因斯坦用过的。学校原把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一起拨给他，他没要，“爱因斯坦的研究室没有书架，我不能因为喜欢爱因斯坦，而搞一个没有书架的地方吧。”结果只要了一张老桌子。

　　他兴致勃勃推荐新书。“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多么伟大。”

　　他曾建议中国旅馆的床头柜上放一部《四书》，如同日本人摆放佛经，而不是学着西方人，放一本《圣经》。“摆一部《四书》总有人会翻两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处。”他希望现代中国学者能花点时间为大众整理古籍，“使一般读者对中国的文化变迁，历史、文学、宗教、艺术，都有大概的了解”。

　　研究学问重在走自己的路

　　1955年春天，经新亚书院推荐，时任助教的余英时获得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一年的机会。因他在香港刊物上写过不少提倡民主、自由的文字，国民党政府一直拒发“中华民国护照”，最后勉强以临时旅行文书(affidavit in lieu of passport)抵达哈佛，此时开学已过两周。

　　余英时研究儒家，却无意跻身“新儒家”。他曾说：“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欢儒家，但是不愿意给自己贴任何标签，我什么家也不是。”

　　在哈佛治中国史，师从杨联陞先生。“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逐渐养成不敢妄语的习惯。”而美国40年，“无形中转益多师，不胜枚举”。

　　“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2006年夏，记者在上海采访余英时同代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时，许先生尤其提到，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朱熹的思想反而退后了，而朱熹身处的时代和代表的那个集体反而凸显。“他(指余英时)对文化也不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的，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大脉络来看的，在这条线上掌握得很清楚。”

　　退休前访台湾，他对学界后辈说：“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很多时候我也是自己摸索，自己找路。中国一句老话，先生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代的青年学者要先接受好的学术训练，要能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怕孤立，但也不要故作孤立。”

　　早在1973年12月，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的演讲“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就特别提到章学诚当年提倡的“史德”。他说：“今天的史德是什么，我们可以因人而异，不过，做学问应该忠诚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忠诚于他的结论，不要为现实、为个人的私念而改变他研究历史所得到的结论，因为这是很容易的。”

　　陈寅恪曾说，作者知我

　　1950年代末期，余英时在哈佛寓所的那间大客厅，成了张光直等同赴哈佛的中国学生的聚谈、辩论之地。在这些非正式讨论会上，他“不务正业”地发表了对于《红楼梦》的新看法，十几年后他写出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

　　他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从史学家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到思想家梁漱溟、陈独秀，着墨最多的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3人。

　　1950年代末，他写下《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陈寅恪读后曾说：“作者知我。”10多年后，余英时辗转得知这四字评语，“心中感动，莫可言宣”。

　　对“五四”的梳理、对“文革”的反思、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对大学教育的规劝……偶露峥嵘的犀利贯穿其间，也流露出一种单纯的倔犟，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迂”；而他对师对友的真挚(如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和《悼张光直：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对后辈的提携，则彰显儒家仁者爱人的风范。

　　1978年10月16日，余英时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汉代研究代表团”回到阔别29年的大陆，从北京出发，一月之内先后参观了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等地的汉代遗址和出土文物。余英时写道：“除了北京之外，这些地方都是我一九四九年底离开中国以前所未到过的。我确实开了眼界。……此行我又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钟书、唐兰、唐长孺、缪钺诸先生，他们是我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

　　钱钟书在赠给余英时的《管锥编》扉页上写道：“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

　　在《〈论士衡史〉序》中，余英时写道：“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他的追索叩问，“不但涉及历史的陈迹，也涉及现实的人生；不但是知识的寻求，更是价值的抉择”。

　　余英时曾说：“陈寅恪对中国文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的生命已完全托付了给它，一切著述也都是为了阐发它的最深刻的涵义。怎样谈陈寅恪呢？我们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这段话，某种意义上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