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富豪生成路径充满不确定性

　　　　叶檀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讨论兹事体大，牵涉到对改革的评价，对历史的评价，以及中国市场化进程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中国第三次改革论争不尘埃落定，市场化进程就有冒进、倒退、无序的风险。

　　虽然原罪的含义应该是人在上帝面前的罪业，但中国的民众已经习惯接受富豪原罪论。那么，谁是上帝？原罪何来？

　　在原罪这个前提不明、定义不清、诉求被道德面纱重重包裹的虚幻概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在转型期间由巨大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　

　　社会之所以挑选富豪当作转型时期的祭品，无外乎转型期的富豪聚焦了足够多的矛盾冲突，掘金过程中有太多的不规范动作，而又缺乏组织能力与理论能力。富豪是聚光灯下的边缘人，挑战这样的人群能够恰到好处地在安全的范围内显示勇气和智慧。

　　对富豪本身而言，其财富生成路径被舆论固定在规则之外，其“正当性资源”从未转化为法律规范。

　　那么，我们是否该为富豪辩护呢？

　　首先我们该给原罪以准确的定义，划分不同的富豪群体，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富豪：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

　　中国的富豪群体是个面目不清的模糊群体，首先，中国的富豪远未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阶层，如今的市场生态对于企业家而言大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正因为变数太大，大众习惯于以个别企业家代表整个群体，以个别富豪的罪案为整个群体定罪。

　　虽然没有完整的统计，但对各个行业历史的回溯已使经济史家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改革后第一代、第二代富豪许多在监狱中，或者移民国外做转口贸易为生，或者直接成为寓公安度残年。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胡润的百富榜差不多已成为富豪阶层的追魂夺命榜，张荣坤、许家印、周伟彬……以至于大嘴严介和听到上

福布斯榜的第一反应是，“‘胡润榜’已经把我害得很惨了，我还上福布斯榜？”

　　富豪原罪论固然有民众心态在利益严重失衡之下集体倾斜的客观因素，媒体推波助澜同样“功不可没”。为了聚焦，媒体关注的是落马的富豪，更多无罪富豪因为缺乏眼球效应、不能撩拨民众的情绪被有意忽略，长期形成的哈哈镜式的信息搜寻方式，成倍放大了富豪的风险。

　　目前国内富豪生成路径充满不确定性，既有刘永好、南存辉、冯军这样不借行政资源之力，从市场内部、底层生成的草根富豪；也有因为历史机缘、时势关系借助于行政之力通过产权改制成为富豪的，如柳传志、张瑞敏等人；更有国企高管以及原政府官员下海，虽然不能称为富豪却具有新生主流经济阶层心态的群体，如招行马蔚华等人。

　　中国富豪生成路径的另一特点是短、平、快。新兴市场中富豪鲤鱼跳龙门的传奇故事被人四处传颂。如周正毅以阿毛炖品发端，闯荡上海滩与香港；张荣坤以三十左右的年纪突然从苏南吴县海关报关员一跃成为坐拥亿万身家的富豪等等。这些简单化的寓言故事背后折射的是同样简单而现实的逻辑：只有行政资源的掌控者才是利益的“上帝”。

　　在富豪问罪以前，人们津津乐道虚幻的财富故事，根本无视暴富背后的权力依靠与市场；更多的人沉浸在对原罪的痛斥声中，自己却费力地摸索通向富豪之路。

　　在

泰山压顶的原罪压力之下，富豪人群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绝非易事。因此，我们看到了各种经营方式并存，当珠三角一些制造企业的企业主仍然奉血汗工厂为财富生成圭臬的时候，另一类血统高贵的资本玩家又以权力开道开始新一轮并购，而那些经过二十年的市场洗礼沉淀下来的富豪如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等人已经在思考建立中国的新教伦理，建立阳光博弈关系。实际上，等到中国的主流商业价值观水落石出之时，中国的基础富豪群体也就呼之欲出了。

　　即便是被问罪的富豪之中，观念亦有天壤之别。顾雏军与周益明就绝不相同，顾雏军在被捕十天之前面对记者说出“作为一个企业家，关键是把企业做好，把销售做上去、把利润做上去、把税收做上去、把工人工资做上去，这才是企业家的责任”这样的主流话语，周益明靠欺骗等手段非法占有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金4.69亿元人民币和1074万美元、掏空了上市公司后，正在做着外逃的准备。把这样的两个人并列，追溯富豪原罪，只会刨去中国市场的生存根基。

　　当张维迎等人为市场逻辑辩护被曲解甚至有意曲解为对暴发财富生成形态的辩护，一些人以简单的概念对抗方式将对方脸谱化，张维迎就此堕落为逢迎富豪的小丑式人物。

　　当一个社会不分青红皂白把财富、富豪以及学者统统打入另册追究原罪时，既说明市场对于财富分配模式丧失信心，也说明这是一个市场逻辑混乱、缺乏市场文化积淀、权力模式横行的社会。不加反省，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回到原初的平台。

　　富豪：制度脱轨的一代

　　如果非要寻找中国富豪群体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对于政策的饥渴性依赖，以及对规则的习惯性脱轨。

　　所谓成也政策败也政策，富豪在为政策的多变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在低头觅寻政策的空间。此类强烈依赖行政资源的经营模式周而复始，获利多少视与权力的距离而定，这样的利益分配方式强化了原罪指责，因为一方的受益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利益遭到剥夺。

　　实际上，经历过此次宏观调控，中国的市场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的新规则隐然生成。最大的特点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在体制内合流，大型国企集聚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其以专业人士主导经营、以经营业绩至上的考核标准、以体制内的垂直监察为制约力量的路径已经十分清晰。随着新的游戏规则的生成，旧有的财富生成路径变得陈旧落伍，旧式富豪还成为违法违规的代名词。不能迅速跟上经济与制度发展节拍的企业家，注定会成为被制度甩开的一代。

　　如周益明、严晓群等人沿用挖空上市公司的办法聚敛财富，在有关决策层对于资本市场的重新整顿中，显得触目惊心，被绳之以重法符合重订市场游戏规则的需要。另外，如周伟彬等人的偷逃巨额税款的行为，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历尽劫波的主流富豪群体与体制积极合作的态度，引用冯仑的话就是，“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地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这样的自保之道从表面上看来是消极的，但在当前的状态下，却是以退为进的积极心态，退出主要利益行业，谨守现有行业边界，以美好样貌守正出奇，其苦心跃然纸上。事实上，万科与万通两家公司已成为民企与国企混合经济的典型，王石与冯仑也成为守法经营、善于自保的富豪典范。

　　与此同时，在底层富豪中仍然存在着对我国规则的不自觉，顶着原罪的压力重蹈旧式权力市场的覆辙。这些富豪群体的存在，使得原罪与规则的歧见在新的改革时期越来越尖锐。

　　可以预见，我们还将看到富豪群体在原罪声中倒下。我们身边这样的富豪越多，这个社会的市场环境越是劣质。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到市场转折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以预期的最好的前景是，富豪群体与主流价值观趋同，精英与民众在市场与法治等基本观念上达成共识，成为中产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预期的最坏的前景是，富豪群体只剩下两类——规则之内的附庸与规则之外的非法者，而富豪的价值观只剩下两个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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