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腕放眼中国发展

　　现在只能“低端”的产业就不要盲目升级

　　财政投入对于贫困不能一刀切

　　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矛头对准红顶商人和腐败分子

　　力主开征物业税　为缓解贫富差距

　　本报讯 论坛结束后，本报记者挤到多年前素有“京城四少”之名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面前，约他做专访。作为“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之一的他一脸歉意，说自己正忙得团团转，可能要过一会儿才能接受采访。记者无奈之下，只好远远地等着他，看着他和其他经济学家谈事情，以防他突然“消失”。十几分钟之后，樊纲谈完了事，顾不上吃饭，举着一杯饮料就匆匆忙忙朝记者走来，显然他还惦记着记者约他专访的事。在大厅旁边一间房间内，樊纲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产业升级不能伤害农民工就业

　　记者问他，“您去年提到，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我们目前应提‘扩充’产业结构，而不应盲目提‘提升产业结构’。一个地区可以谈论‘结构升级’，政府却不能只谈论结构升级。请问，在‘结构升级’和‘保留低级产业以充分就业’之间，如何保持一个最佳比例，使其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樊纲表示，现在一些学者也好，媒体也好，都在谈论产业升级，却没有考虑到现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民即将转移到城市去就业，这个庞大的人群如果不能充分就业，就会引发不稳定因素，也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即使我们有了新的较为高级的产业，我们也仍然不能丢掉那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但仍有

竞争力的所谓的“低级产业”。他特意指出，产业升级绝不能人为地用消灭低端产业的方式进行，保证就业就是好的经济，就是有贡献的经济，这样的企业就是有前途的企业。如果让那些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转型搞电脑，那不现实。同时他表示，其实产业升级和保持“低级产业”之间并不矛盾，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这些企业也都在创新之中。因为任何企业都知道产业升级好，也都知道提升产业价值链好，问题是条件是否成熟。

　　因此他强调，我们现在还是应该扩充产业结构，也就是说现在只能“低端”的产业，就不要盲目提升，而要在完善低端产业发展的同时，逐步提升。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我们还不可能做到完全放弃低端，只搞高端。为什么？因为农民要就业。

　　物业税瞄准有产者

　　当记者问及，“您一直主张开征物业税，但这会不会加重中低收入者的经济负担？”樊纲表示，在城市里有房产的人，在中国不会是最低收入者，而且房子大、多、好，所征的物业税就多，而且会有累进税制。如果再加以具体的鼓励和惩罚措施，就能起到对有产者的财产进行征税的作用，他表示，“物业税是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的”，有利于缓解低收入阶层过度的税收负担。因此，物业税能够成为

房地产市场的内在稳定器。

　　认为网络民意不具全面代表性

　　近年，很多网站上都可以看到樊纲的“网民的意见不能代表民意”的说法，当记者问他面对网民的围攻，是否还坚持原来的观点时，他表示，今天他依然坚持这种观点，他说理由很简单——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都不在网上，当然所谓“网络民意”不具有全面的代表性，他提醒一些人不要轻易以“民意”、以“广大群众”自居。

　　当记者问及他去年发表的“不宜继续出台紧缩政策”的言论时，他马上开始叫屈，说：“这纯属以讹传讹，其实那次我纯粹是基于一种假设，结果有记者就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样写了。”当记者又问到有关他去年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

人民币升值超过5%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一事，他更是表示自己的观点被以讹传讹了，他说，自己当时的原文是一种假设，而且说的“如果升值达到30%~40%”，结果大家都没有去看他的英文原文，就都跟着人云亦云地说起这个5%了。对此他实在是无奈，也懒得再去辩论了。

　　两成贫困大学生

　　应实现免费上学

　　本报讯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行期间，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对本报记者谈及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说，相对基础教育而言，目前中国已经对高等教育投入很多钱，现在问题关键在于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分配不公。

　　大学不是义务教育，原则上应该是谁受益谁付出。但对于高等教育国家仍有提供帮助的责任，对于贫困的大学生，国家应该加大补助，对于中等收入，富裕大学生，国家应该减少补助。

　　国家每年还会扩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笔投入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全面降学费，比如从5000元降低到4000元，它解决不了贫困问题，对贫困学生而言，4000元照样也支付不起。

　　如果国家要在高等学校增加20%的投入，这是一个巨大的投入，国家也投不起，投的起也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要害，应该是解决最贫困学生的免学费，将新增的高等教育投入全部用在贫困学生身上，以让10%，甚至让20%的学生实现免学费或一半学费，真正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了。

　　所以要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不在于全面降低学费，而在于重点解决贫困学生的学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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