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循其人其事

　　百年前北京曾有座亚洲书库，也叫莫理循图书

　　馆，因其“完璧性”在当时享誉中外。

　　这一批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藏书，原本应留在中国，但在1917年为北洋军阀政府所贻误，让日本三菱财阀第三代人岩崎久弥以3.5万英镑的价款将这批珍贵藏书巧取运到东京，成为1924年新建的东洋文库的基础。

　　书库创办者莫理循，是一个在清末民初来到中国、从“自助旅行家”到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澳大利亚人，他还一度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亲历了从戊戌变法到巴黎和会的全部历史进程，成为中国20世纪初历史转型期的一个重要见证人。此人的另一个著名之处体现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在1915年至1949年间，一直挂着“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的名牌。

　　百年前北京有座亚洲书库

　　原本应留在中国却东渡日本，一座文库的来龙去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伤心史”

　　-本刊记者 / 欧阳海燕

　　“我在东京参观东洋文库，看到了莫理循藏书，很伤心，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藏书，原本是应该留在中国的。”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来新夏说，“可惜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所贻误，致使日本三菱财阀第三代人岩崎久弥以3.5万英镑的价款将这批珍贵藏书巧取而去，后成为1924年新建的东洋文库的基础。”

　　让来新夏教授感慨的这个东洋文库早先叫莫理循文库，也称亚细亚图书馆。它神秘的前身有个复杂的故事：文库搜集者是20世纪初在中国很有名气的澳大利亚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这个人的著名还体现在，曾经的王府井大街被使馆界和来华外国人称作“莫理循大街”，如今却鲜为人知。据称，1949年前，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西店铺的墙上还钉有“Morrison

　　Street”的路牌。当时北京火车站的人力车夫，一旦拉上洋客，也不问上哪，就会直接把他们拉到莫理循家，因为人力车夫以为所有外国游客都是来拜见莫理循和来看莫理循藏书的。

　　莫理循在中国工作20余年，后期的传奇在于他曾任过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中国期间，莫理循的一大兴趣是：广泛地搜求与中国有关的图籍，创立了一个在当时蜚声海内外的莫理循图书馆。“莫理循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20世纪初历史转型期的历史见证人和文献的搜集者。”来新夏评价说。

　　建立私人图书馆

　　1897年3月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身份抵达中国的莫理循发现“这里没有值得称道的图书馆；只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点零散收集”，“没有关于中国植物学、自然历史和地理的任何书籍”，“需要迫使我建立这样一个图书馆”。这是1924年东京出版的英文《莫理循亚洲文库目录》披露的他热心搜购的一个原因。

　　“当时在来华外国人中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意识、成规模地收集书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窦坤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曾有一小部分收藏，但多与海关有关，范围比较狭窄。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有一些英法文书籍，但他没有莫理循那样有计划性。”

　　窦坤说，阅读使莫理循收集了大量图书，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收藏书籍。“莫理循一生喜好徒步旅行，阅读为他的旅行增色。每次旅行后，他都要撰写文章加以介绍。这种介绍不是单纯地对旅行本身的描述，而是重点阐发他对亲历事件及地区的感受。他习惯于将他的体会与书中的信息加以比较。这在他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虽然搜购图书的举动从莫理循初到中国时就已经开始了，但专门辟出房间建立私人图书馆则是1902年他搬到王府井大街以后的事。

　　搬家前，莫理循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住在使馆区。“但莫理循并不喜欢生活在一群外国人当中。他的天性是不愿意被禁锢在某个地方的；其次，作为一名记者，他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消息。”窦坤说，因此，义和团运动后，他开始寻找公使馆以外的房子，但希望距离使馆不远，以便随时与使馆取得联系。

　　莫理循在北京城里的住所先后位于使馆区现台基厂大街北部(义和团运动前居于路西、之后为路东)、王府井大街路西和金鱼胡同三教庵，其中以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住宅最广为人知。据窦坤考证，莫理循故居的具体位置应在大阮府胡同北，即现在百货大楼旧楼的东北角及相应东部广场和它们以北至菜厂胡同的位置。

　　“虽然莫理循故居不是典型四合院格局，而且建成洋式面貌，但这几所院落依稀还可以使我们追忆当年故居的环境：他的家与庚子后做过议和工作的英文秘书曾广铨及美国外交官司戴德为邻，东面是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南面是使馆区，西面靠近紫禁城，这是一个可以迅速探访各方动向的理想居住地。”窦坤说。莫理循就是在这里建立了有名的图书馆。

　　文库藏书尽搜无遗

　　莫理循为他的藏书命名为“亚细亚图书馆”。自从图书馆建立，书刊资料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他订购的书籍未到时，他是那样地坐立不安，而书到以后，又是极度地兴奋。

　　关于图书馆的样子，莫理循的好友、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先驱伍连德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图书馆是个长方形的屋子。面积是60英尺×100英尺。书架是硬木制成的，由地面几乎直抵屋顶。两边均可取书。地图及其他文件如图版等，放在西墙角的大抽屉里。为防风和阳光，书籍放在蓝布制成的书套中。”

　　从1897年到1917年20年间，莫理循收集的西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小册子达2.4万册。其中小册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其他图书馆无法找到的珍贵资料。地图、图版1

　　000余份。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了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植物、动物等多个领域。其中凡欧洲各国记载中国本部、藩属各种事件之新旧书籍，大之如鸿篇巨制，小之如寸纸片，靡不具备。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用了一个赞赏有加的“完璧性”来彰显莫理循文库的特色。他说，莫氏收集有关中国的印刷物，即使一枚传单也不漏。至今，在莫理循文库中，连他在北京租房的契约，总统的宴会菜单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对于书籍而言，则新刊与古本尽搜无遗，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网打尽。以至今天的读者发现，文库中竟然保存着从1485年最初的拉丁语版本，到二十世纪初出版的近50种《马可波罗游记》，还有十七八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120多种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学会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国的海关报告等。

　　精心的布置和完美的收藏，莫理循图书馆在当时吸引了众多中外名士。伍连德在其回忆录中说，莫理循喜欢邀请在京各种国籍的来访者吃饭，特别是那些对他的图书馆感兴趣的人更是如此。外交官以及其他在华外国人也对他的图书馆感兴趣，德国公使海靖、英国使馆人员戈颁、艾伦赛等都是莫理循图书馆的常客，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英国汉学家巴克斯等则得到过莫理循的图书馈赠。

　　中国人当中，地质学家丁文江、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兵部员外郎曾广铨、袁世凯幕僚蔡廷干等人，对莫氏藏书很是钦佩。有资料记载，他们和其他更多的、多是会英语的人士曾经参观过莫理循图书馆，并从那里借阅过图书。

　　文库东渡

　　1912年，单身汉莫理循已经50岁了仍未婚，但爱恋着比他小27岁的女秘书罗宾小姐。也许是对稳定家庭生活的憧憬，令他反思目前飘泊不定的生活状态。此时，莫理循的心情出现了自1882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迷茫。“我提职无望，心情苦闷，厌倦那东飘西荡的工作。今天我终于下决心：1.

　　从《泰晤士报》退休；2. 卖掉我的图书馆；3.

　　离开中国返回澳大利亚。”这是莫理循第一次提到他想卖掉图书馆。

　　数月后，深感“缺钱”的莫理循为他的图书馆开价4万英镑。他在给《泰晤士报》白克尔的一封信中说：“在为《泰晤士报》效力期间，我几乎没攒下几块钱。现在，我偿还所有债务后，还剩不到250美元。我收藏有关于中国的书籍。虽然我实在不想卖掉我的图书馆，但我别无选择。”

　　这一年，莫理循辞去《泰晤士报》的工作，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薪水，8月份与罗宾小姐结婚，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爱情，卖掉图书馆的想法暂时被他放下了。

　　但到了1913年，莫理循再次有了卖掉图书馆的想法。他在一封私人密信中写道：“我发现这项工作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

　　莫理循在政治顾问这个职位上一直做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莫理循后来也很后悔自己的这个选择。”周振鹤说，“因为总统顾问的职位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因此，1917年他回到澳大利亚，看看是否可能开始他第二个人生。这一次，莫理循是痛下决心要把图书馆卖掉了。

　　在莫理循展露售书意图后，美国、日本、中国等政府或学者、贤达纷纷表示关注，他们都希望得到这批珍贵藏书，其中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最为积极。但莫理循其实是想把图书留在中国的。早在1912年莫理循刚刚有了卖掉图书馆的想法时，他就提出“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

　　但1917年正好赶上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北洋军阀政府把大量钱款充作军费，忙于战争，已无暇顾及文化方面的事业。”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来新夏说，“这是贻误莫氏藏书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其间虽也有人接洽过，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就曾经表示，希望莫理循的图书能够成为南通图书馆的收藏，但询问过价钱后便没了下文。

　　最终，莫理循决定以3.5万英镑的价款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奠基者岩崎弥太郎长子岩崎久弥。“他的想法是，即便这批图籍不能留在中国，也要尽可能将它留在远东。”来新夏说。1917年8月8日莫理循在致丁文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藏书要卖掉我觉得很难过，但是要维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使我的时间和财力都大感紧张。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办不到。”

　　对于莫理循文库东渡这件事，窦坤认为日本人从莫理循手中购得藏书，其途径还算正当，但来新夏则把日本人的“购书”行为称作“巧取”。“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重视由来已久。从古代到近代，不断有日本人来中国淘书。但在近代，他们目的已不再是求知，而纯粹是把中国的文献精华拿去作为日本的文化财产或国宝，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

　　来新夏说，“不止莫理循书库，1907年日本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和岩崎小弥太父子趁陆家危机，以10万元的价格将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陆心源宋楼，以及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藏书全部打捆运走，归于静嘉堂文库。”

　　莫理循文库东渡后，1924年岩崎久弥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东洋文库。几经扩充，今天的日本人称它是“东方学家的麦加”，而中国人却只能东渡日本去利用莫理循藏书。这段历史也因此成为中国学术的“伤心史”，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一大憾事。

　　莫理循：从驻京记者到总统顾问

　　他的行为有时看起来很矛盾，他对中国怀着复杂的情感，纠缠着自己的后半生

　　-本刊记者 / 欧阳海燕

　　一张洋面孔，一身长袍马褂，一顶中式小帽，一条拖着的假辫子。这是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94年徒步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穿越中国时的样子。这年2月至5月，莫理循从上海沿长江西行，经由武汉、宜昌、重庆等地到八莫，行程3000多英里，又从八莫南行抵达缅甸首都仰光。一路上的风土人情令他这个“骄傲”的外国人对中国萌发了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感激而又同情。感激是因为他碰到的中国人都是那么地“热情好客、彬彬有礼”。同情是因为他亲历了灾荒遗留下的凄凉，看到了形容枯槁的烟鬼。

　　“这次西南之旅是莫理循真正与中国的初步接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窦坤说，“他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他厌恶腐败的清政府，但支持改革的洋务派，认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因此，他预言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危机，满清王朝将会被推翻，一个汉人皇帝将会坐在皇位上。”

　　从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到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这个活跃在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大变革时代里的外国记者，亲历了从戊戌变法，庚子拳乱，辛丑条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帝、后之丧，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变迁。作为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大变革时代的一个重要见证人，当他去世时，中国人送给他“中国的莫理循”或“北京的莫理循”这样一些称谓。

　　“中国化”

　　1895年4月，莫理循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伦敦出版，好评如潮。年底即获英国《泰晤士报》总编的召见，从“自助旅行家”转而成为一名职业记者。1897年2月，莫理循被派往中国做驻京记者。

　　莫理循抵达北京时，正值英、美、德等国在中国掀起新一轮划分势力范围的热潮。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莫理循很自然地把“侵略”理解为“拯救”。“在他看来，强国对弱国的征服不必解释也是天经地义的。”窦坤说，“但有所不同的是，桀骜不驯的莫理循在报道中坚持记者的客观立场--而不是以英国政府的政策为准。”他一方面尽力把各个国家，甚至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予以揭露，另一方面则极力为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呼吁。因为这一“矛盾”的做法，莫理循曾受到过来自英国外交部和《泰晤士报》上层的指责与规劝。

　　但莫理循在预测国际局势方面表现出来的杰出才华，又足以令《泰晤士报》感到骄傲。他在许多记者甚至是政治家都还没有看出日本和俄国有发生战争的迹象时，就已经准确地预见了这场战争的爆发，并极力促使它出现。以至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在华外国人一度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这件事使他声名大噪，甚至成为当时欧美人眼中的“东方问题权威”。莫理循的驻京记者生涯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莫理循对中国怀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想为中国做事，一方面又不愿意不为英国做事，”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来新夏评价说，“这使他的行为有时候看起来很矛盾。”

　　“莫理循也是辛亥革命时期，涉及到袁世凯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在华外国人的关系时，绕不开的一个人物。”窦坤说。作为一个英国大报的驻京记者，莫理循对辛亥革命持欢迎态度，他迅速向世界报道了此事，说明中国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另外，他也没有动摇支持袁世凯的个人立场，甚至向全世界声明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此时，莫理循的所做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一名记者的职责范围，俨然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曾游说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为总统，也曾游说日本外交官改变君主立宪立场，还将英国和日本对袁世凯施加压力的行为公诸于众，间接地达到促使日本尽早放弃君主立宪立场的目的。“莫理循已经‘中国化’了。”来新夏说。

　　“莫理循的努力从他个人的角度，收获是巨大的，”窦坤说，“由于他支持袁世凯最终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而袁世凯也没有亏待他，聘请他为民国政府第一位政治顾问，给了他在《泰晤士报》工作2

　　0年都不曾享受过的优厚待遇。

　　尴尬的总统顾问

　　1912年5月莫理循向《泰晤士报》递交了辞呈，8月与中国政府签约，出任中华民国的政治顾问。新官上任的莫理循踌躇满志，满怀信心地投入到为中国及其政府的服务之中。“他为中国的财政、外交、边境、新闻宣传等撰写了大量备忘录，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窦坤说，“然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看重的是莫理循与新闻界的交往优势，企图通过他向外界说明中国的发展与局势，当然其中有很大成分搀杂了他的个人目的。”

　　中外舆论对莫理循出任中华民国政府政治顾问这一举动褒贬不一。有外国人批评他：过去曾是一位独立而无所偏袒的观察家，而现在却成了台上的或者幕后的一个角色。中方报纸则对这件事表示出了谨慎的支持和一定的猜疑，他们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为外国顾问所代表的国家所利用。

　　正如一些人所料，很快，莫理循就发现，在涉及到国家交涉如中俄、中英等边境问题时，如果不是他主动撰写备忘录表达想法，袁根本就不向他征求意见。在中俄关于蒙古问题的谈判上，莫理循就曾抱怨：“我因为完全被蒙在鼓里，当然不知道外交总长同俄国公使关于蒙古问题谈了些什么。”

　　“事实上，自从莫理循在中国政府的聘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就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窦坤说，“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因看到莫理循为新主人效力而对他产生敌意；对于中国人来说，莫理循首先是一个英国人，因而对他存有戒心也就不言而喻。”

　　然而，莫理循却对此采取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仍然热情不减地四处奔走，为中国政府争取利益。“莫理循的理想是中国能够强大，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出现对中华民国和英国双方都有利的美好局面，那么他也能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窦坤说。

　　莫理循的理想当然没能实现。因为当中华民国和英国出现冲突局面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治顾问“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英国那一边。1912年9月，他认为中国有爆发抵制运动的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向英国政府表示，“对中国人，我将运用我的一切影响，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阻止他们发生这种野蛮行动。如果出现抵制运动，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阻止它，甚至不惜越过边境进入云南。”但英国政府却并不领情，反倒认为莫理循干扰政府策略，为中国人说话。“这件事反映了莫理循一贯的作风，以自己的认识、而不是以英国政策为基准理解英国和其他各国的关系。”窦坤分析说。

　　莫理循对中国复杂的情感纠缠了他后半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爱中国，希望中国强大，尽管这里不是他自己的国家。1919年4月，57岁的莫理循因病返回英国，在病榻上还在对中国代表团提交会议的文件进行文字修改，当得知巴黎和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利让给日本时，他对此表示了谴责。

　　1920年5月初，重病中的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的一个希望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如此体恤的中国人中。”当月30日，莫理循在英国萨塞克斯郡逝世，带着对中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