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外交家薛谋洪：中国威胁论是一把双刃剑

　　资深外交家薛谋洪认为，这可能使邻国害怕中国向美国靠拢，也可能使其反而向中国靠拢

　　对话人物　薛谋洪

　　薛谋洪正在写一篇名为《中国的实力与外交》的文章，他想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在这个基础上，外交也越来越有作为了。“国际外交是非常势利的。”这位外交部正司级外交官说，“我记得中国比较弱的时候，我做驻外代表就不像现在的外交官那么威风。”

　　1986年至1989年，薛谋洪出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常任代表。那个时候，中国在非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即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和现在比起来，还是有相当的差距。薛谋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正值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八国，而在北京召开的

　　转变始自邓小平时代，他所主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两个领域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薛谋洪曾任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主任，对中国外交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崛起中的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国际社会“大有作为”。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韩福东

　　“在毛泽东时代，(外交)最大的变化是从“联苏反美”变成“联美反苏”。”

　　“现在有些人对说崛起还不太赞成，我个人觉得可以说崛起，中国的外交现在是大有作为。”

　　“中国威胁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使周围的邻国害怕中国，向美国靠；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国家看到中国强大，反而向中国靠拢，不敢同中国搞得太僵。”

　　不能说中美建交时中国就开始融入世界了

　　记者: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薛谋洪:当时的外交应该说“左”得厉害。邓小平复出前不久，当时批周恩来批得很厉害，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邓小平复出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掉“凡是”派，把“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包括外交在内，全部加以清算，然后就逐步把中国的外交恢复到正常的轨道。

　　记者:在邓小平复出之前，上世纪70年代初，排斥西方的外交政策似乎就有了改变。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随后的中美建交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能不能说中国实际上在1972年就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了？

　　薛谋洪:这个总的方针是毛泽东提的“联美抗苏”。周恩来不过是执行这个方针，但是在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出了大风头，全世界都在说周恩来的外交干得非常漂亮。周恩来随后就遭到了批斗。不能说那个时候就开始融入世界了，这之后还是有不少挫折。

　　记者: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一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有哪些？这中间经历了哪几次大的变化？

　　薛谋洪:在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从“联苏反美”变成“联美反苏”。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美国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就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搞共同对付美国的统一战线。这个是当时的最大特征。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我们跟苏联闹翻了，当时就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打美国，一个拳头打苏联，既要反对美国又要反对苏联，反帝同时反修。

　　“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发展到反帝反修加上反对各国反动派，包括印度。中国跟周边很多国家都闹翻了。当时还认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变“修”，虽然外交关系还在，但是搞得非常僵。这样我们整个外交陷入一个很孤立的地步，人家开玩笑说，当时中国的朋友就剩下阿尔巴尼亚了，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明灯”。

　　此后苏联想对中国进行原子弹的袭击，毛泽东当时觉得最大的威胁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就有了“联美反苏”的念头。而美国也准备拉中国来共同对付苏联，结果尼克松就来了。

　　这样就从“一个拳头打人”到“两个拳头打人”，又回到“一个拳头打人”。不过前后两次“一个拳头打人”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最初是美国，后来是苏联。

　　记者:邓小平复出后，把中国的外交政策恢复到正常的轨道，内部实际上是不是还有很大争议？

　　薛谋洪:“文革”刚结束时，邓小平还没有确立他的领导地位。等邓的权力确立之后，我觉得外交政策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记者: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主题”，这和毛泽东时代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薛谋洪:对，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邓小平一方面还是跟美国搞好关系，一方面又积极改善中苏关系。原来中苏搞得很僵，关系的恢复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最后，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这个时候中苏算是正式和解了，恢复正常邦交。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那一套都一笔勾销。

　　记者:邓小平对和平的认识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时候，他还是觉得战争不可避免，但认为如果采取有效措施，“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到80年代中期，他比此前更加乐观了。

　　薛谋洪:他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边界冲突好像上升了，包括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

　　薛谋洪:中国和日本的邦交的确是经过一段时间挫折的，但是钓鱼岛我们不能放。还有东海的油气田问题。南海那边也同东南亚不少国家有纠纷，但最近有所缓和，因为大家都主张共同开发。我们跟东盟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贸发展得很快，2010年要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记者:边界纠纷算是当前中国外交的一个难题？

　　薛谋洪: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了不少。我们跟俄罗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把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印边界很长，争议的地区大概有12.5万公里，胡主席已经去过了印度，准备今年之内成立一个边界小组，研究这个问题。但不会很容易解决。

　　记者: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从两极化发展到多极化，但战争因此就是可以避免的么？现在国际上还有很多的不安定因素。

　　薛谋洪:现在在多极化，但还没有多极。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极，还是单极。现在是由单极化向多极化的方向移动，成为多极世界还需要一个过程。

　　战争我想是可以避免的。看美国在伊拉克的表现就很清楚，它连伊拉克这个国家都整不下来，搞得非常之狼狈。这次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跟伊拉克战争有很大关系。所以美国现在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政策。对伊朗，它尽管也是气势汹汹，但是美国新的国防部长已经宣布，没有打伊朗的打算。经过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可能也会更慎重一点。所以我想战争不是很容易打得起来的。

　　记者:现有的核武器已经能够毁灭人类几次，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前不久朝鲜又“悍然”进行了核试验。

　　薛谋洪:是的。伊朗、朝鲜都想做核武器，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你看现在伊朗已经让不结盟运动国家和7国集团国家的成员去参观它的核设备。所以我觉得战争不容易打起来。

　　朝鲜也可能要让步。六方会谈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美国和朝鲜都有和平的需要。美国因为深陷在伊拉克，没有力量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朝鲜的经济很糟糕，去年收成非常坏，急需外来的援助，所以它恐怕也得考虑考虑。所以我对这次的六方会谈是比较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