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是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

　　和平崛起是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

　　记者:毛泽东时代，基本上只和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文革”时接近“闭关锁国”。到邓小平时代，就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了，促使这种转变的原因有哪些？

　　薛谋洪:毛泽东时代树敌太多，左的政策在外交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邓小平想改革开放，但如果把全世界的国家都得罪得差不多了，你怎么开放？你跟谁开放？所以要开放就必须要跟各个国家搞好关系，首先是周边国家和几个大国。发展需要和平，和平就需要改善各国之间的关系。邓小平由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在提出和平与发展的同时，更着力于改善同各国的关系。

　　记者:意识形态的限制在外交领域突破得似乎更为明显。邓小平提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

　　薛谋洪:主要是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办事，而不是以哪一种意识形态来划线。不是你是共产主义国家就跟你好，你是资本主义国家就跟你坏。他把这个给扭过来了。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背景是什么？

　　薛谋洪:在那个时候，中国外交面临一些困难，国外对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处境不是很好，邓小平就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个在当时来讲是对的。因为外交策略要根据国内外的形势来制订，当时的外交形势下，我们只能低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记者:邓小平说过，“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提出这个主张是出于什么考虑？是因为中国太弱？

　　薛谋洪:邓小平反对“当头”，第一是觉得中国的实力还不够，当头不容易啊，你当头就要带领大家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斗争，我们还没有这个力量；第二，不当头也和中国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相联系的。

　　记者:现在提出“和平崛起”，是不是也包括外交领域？

　　薛谋洪:和平崛起的一个表现，是我们的外交很有成就。和平崛起是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也包括外交上面的力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包括硬力量和软力量，硬力量是指经济和军事力量，软力量就是政治(包括外交)、文化这方面的影响。现在有些人对说崛起还不太赞成，我个人觉得可以说崛起，中国的外交现在是大有作为。

　　我们需要资源，非洲出这些东西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你在非洲的肯尼亚做大使的时候，和中国现在的驻非洲国家大使有什么不同么？

　　薛谋洪:没有。当时我们对非洲也有帮助，我们跟非洲始终是很好的，非洲一直是跟中国很接近的。我们对肯尼亚的援助，也是相当规模的。当年我们在肯尼亚，跟肯尼亚总统的关系搞得也不错，中国的大使在肯尼亚外交圈内还是比较活跃的，大家都愿意和中国大使来往。从当时的情况看，中肯关系是好的，但是离今天这个样子，还是有差距的。非洲国家对中国尊重的程度，大大超过我当大使的时候。中国一直在非洲做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的手笔，那是在我们力量雄厚起来、在国际上有了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之后才能做到的。

　　记者:在和非洲的合作往来方面，中国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走在前面。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薛谋洪:对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有好处。我们需要资源，石油、铜、铁矿等等，非洲出这些东西。中国生产的许多产品，也是非洲所需要的。另外，在国际事务中，中非一直密切合作，在联合国，非洲有五十几个国家和我们站在一起，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小看的。所以我们要跟非洲拉近关系。

　　记者:根据你在外交部这么长的工作经历，印象中比较深的国外对中国态度发生变化的事例有哪些？

　　薛谋洪:感触比较深的还是在我退休以后，我退休以前还没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这里面要提到崛起的问题了。我退休是在1989年，那时中国还没有崛起。现在的情况确实不一样了。

　　我觉得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变化非常大。中国GDP最近几年每年增长在10％左右，GDP总量在世界排第四位，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预计到2009年中国的出口就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

　　记者: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外交会产生非常大的正效应？

　　薛谋洪:对，因为这些国家都很希望发展经济，看到

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都很注意。美国哈佛的一个教授讲到中国软力量增长的时候，特别提到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发展模式，一个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一个是美国的发展模式。美国的发展模式是民主政治加上市场经济，中国发展模式是权威政治加上市场经济。好多发展中国家都觉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比美国的发展模式好，这就是中国软力量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有些发展中国家都有意参考中国的经验。

　　记者:实际上，从一开始，促进经济发展就是中国之所以要融入世界的一个主要原因？

　　薛谋洪: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我们要和平的话，还是要团结越来越多的国家。

　　记者:中国融入世界之后，的确反过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薛谋洪:对。2001年加入WTO，算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现在再提“有所作为”就不够了，应该“大有作为”

　　记者:在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外交策略上的变化主要有哪些？

　　薛谋洪: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有所作为”变成“大有作为”。

　　过去那个时候提出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样一个策略。但是随着力量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慢慢也开始在外交上越来越活跃了。现在再来讲“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不一定非常合适了。弱国无外交，但是强国是有外交的，现在我们的力量在世界上影响大了。

　　我觉得“韬光养晦”的有些精神可以保留，比如说，不张牙舞爪，不盛气凌人，处理事情要谦虚谨慎。这个精神我们可以保留下来。但是现在再提“有所作为”就不够了，应该是“大有作为”。一下子把非洲四十几个国家的首脑请来北京开中非论坛，胡主席去非洲一下子就访问八个国家，这都是很大的手笔。外交策略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现在的变化不代表战略性的修改，而是策略性的修改。

　　记者:此前，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未来演变，国际社会上曾有“下降论”这样一种说法，这个主要是受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么？

　　薛谋洪:过去中国地位的下降，我觉得跟中国整个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像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都要反攻大陆了，你的地位怎么能上升呢？“文化大革命”，国内搞得一团糟，跟许多国家闹摩擦，这个国际关系怎么好啊？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内政搞好了，外交上就有力量。

　　记者:邓小平当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你觉得现在这个新秩序建立起来了么？

　　薛谋洪:没有。现在世界的秩序，还是过去几个西方大国建立起来的，它们让我们融入这个体系。我们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我们现在还是在体制内部慢慢去做工作，WTO我们还是争取进去了。

　　记者:前几年，“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特别响，你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薛谋洪: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两手，一手是戒备，一手是合作。戒备这手的理论根据就是中国威胁论。

　　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有些人的确认为中国的兴起对美国来讲是个威胁。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例:新的大国的崛起，很容易和旧的大国发生冲突，往往会引起战争，重新瓜分利益范围。所以他们认为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将来也有可能要用武力来同原有的大国争夺，对这一点要有所准备。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实力是相当强大的。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发展很快，容易使人望而生畏。

　　中国威胁论不完全是国外捏造的，有些人心里面的确是有点害怕。我们说，美国老鼓吹中国威胁论，是有意地要吓唬中国的邻国。实际上，中国威胁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使周围的邻国害怕中国，向美国靠；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国家看到中国强大，反而向中国靠拢，不敢同中国搞得太僵。

　　记者:你觉得现在中国外交的机遇和挑战主要有哪些？

　　薛谋洪:应该说，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我们的国力还是在继续增强。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挑战就是我们实力雄厚之后，将来对世界可能要尽更大的义务和责任，无论是单边的，还是多边的。

　　我特别提到环保问题。现在温室效应很严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概一两年之后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位。这在世界上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另外，中国贸易的急剧发展，也的确给部分国家的商品生产产生影响，中国货物出口，人家的货卖不出去了。机遇是我们可以更强大，可以多做点工作。但是机遇也带来了很多矛盾，摩擦还是不断的。

　　本报记者韩福东摄（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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