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诞生：秦一统与权力至高无上

　　大梁人尉缭观察秦始皇: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对此描述，最具想象力的阐述，来自有医学背景的郭沫若，“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病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而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气管支炎是经常并发的，有了这三种症候参验起来，软骨症的诊断是毫无问题的。……长目余曩疑读为张目，然观蜂、鸟、豺等均动物名，长疑马字之误方能为类。‘马目’，亦形容其眼球突出之病态也”。

　　按此论定，治国的“病夫”秦始皇，被最传神演绎出来的，可能是陈凯歌那部《刺秦》里阴柔、碎步而女声的李雪健。历史研究为艺术家提供戏剧元素，郭沫若不是第一个。司马迁设下的那个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之私生子之局，甚至不只是艺术家所好的八卦，大多数秦始皇传记作家，当然包括正经的历史研究者，都乐此不疲，做推理探案。

　　面对郭沫若的言之凿凿，治秦汉史的林剑鸣先生小有疑问:“尉缭既非医生又未负责给秦始皇诊断，这里所说的话明显是咒骂秦始皇的，何以证明这些形容没有夸张或歪曲的成分呢？”

　　其实，林先生之疑，能够给我们的教益是:研究与想象，必须分开。

　　单以研究而论，安作璋与孟祥才两位研究者细索自汉以来士大夫对秦的检讨，结果发现翻案者寥寥。丑化秦始皇，是一种“政治正确”的选择，这或者始自两汉的“过秦论”。一路下来，遂成历史惯性。“病夫治国”，郭沫若的发现，也在这一线索上，只是版本较新而已。

　　当然，历代中国文人对秦的思索，并非没有有价值的发现。柳宗元在其《封建论》里有趣的结论是，“(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以现今眼光来看，柳其实发现的是另一个颇具教益的方法论，政治与制度，也须分开来观察。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永远摘不掉的符号，它与秦二世而亡，很容易构成短线的因果联系。但是，谭嗣同的观察，“两千年之政秦政也”，却又与前面短线因果构成难以解释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政”“制”分开，方能另开思路。循柳宗元方法，王夫之脱离了庸常路数与陈言相累，得出这一在当时令人信服的结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我们的秦始皇兴趣，或者说我们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醒，按思想史专家葛兆光的说法，“在一个习惯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根本上受到威胁的时候，溯史寻根，透过历史的重组来界定个人、民族、政权的认同，常常是惯用的手段”。这意味着，历史的兴趣，它的基础是现实背景。按此理路，过去的一个世纪，或者最具标志性的是，“五四”与“打倒孔家店”。这同样也是检讨秦与秦始皇的背景，抛开郭沫若“隐射”史学不论，他的《十批判书》也在此结构之中。

　　有趣的事实在于，尚不足百年，“打倒孔家店”变成孔子学院走向世界，这其间的颠倒反覆，同样也是秦始皇兴趣的现实背景——无论研究者还是电视剧的编剧们，或许都无可逃脱这一现实。即使如此，仍然有陈言相累与别开新面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