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中村调查：治安刑事案件频发

　　疯长的“城中村”成了城市治安之痛：一幢幢民房紧贴在一起，抬头只有“一线天”，成为消防的死角；杂乱喧嚣的集贸市场，各色人等川流不息，成为流动人口的大本营；既是黄、赌、毒活跃的温床，也是犯罪分子销赃、藏身的理想之地。面对乱状，昆明市有关部门正在酝酿根治“城中村”的对策。

　　本报记者 储皖中 本报通讯员 王晓斌

　　昆明老城并不大，近年来，随着城市圈的急剧扩大，原来是城郊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个“城中村”。据了解，昆明市“城中村”共有280余个，常住人口超过20万人，非常住人口则超过100万人，几乎占了昆明市流动人口的一半，而“城中村”的面积则占了昆明市区的60%。

　　2月25日、26日，记者实地调查了这些“城中村”。

　　在昆明市福德村、黄土坡老村、鱼翅路附近的“城中村”，记者看到，路上到处都堆放着用于建盖房屋的泥沙和石头，不少村民正在大兴土木，将自家的房屋加高，原本只有三四层的楼房长到了六七层。

　　黄土坡老村的王先生说：“我们这里外来人口比较多，我家加盖楼层主要是为了能多租几间房子。以前我家的房子才3层，现在加到7层，我给你算笔账，一单间月租金为200元，一层楼5间，我现在每月比以前多赚了4000元呢！即使这个地方拆了，补偿费也会很高。”

　　“限高令”无力刹住加盖风

　　去年昆明市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房管理禁止违法加层的通知》(以下简称“限高令”)，对私自搭建、加盖和翻修的违法行为，给予了明示：凡未经现状登记的农房，不得出租，不得作为工商登记的注册地址，并不得作为今后拆迁安置补偿或者审批新建住房的依据。

　　“限高令”的出台，却没能刹住加盖风，有经济能力的村民仍毫无顾忌地翻修和加盖。为此，有的村民在私下称，“种地不如盖房”。

　　官渡镇罗衙村村委会主任王玉这样解释，他们村委会是在去年6月初接到“限高令”的，作为村委会，他们曾经管过多次，但效果不明显，因为跟风现象特别严重，镇政府难以控制。

　　火灾频发成消防死角

　　“城中村”的村民见缝插针地多盖房子，导致楼与楼之间形成“背靠背”、“连体式”、“贴面式”的“一线天”独特景观。而且“城中村”建筑大多二楼外“凸”(所谓的“占天不占地”)，一楼的消防安全通道还有3米，到二楼的高度就只剩2米的宽度，致使本来就十分狭窄的楼间距更为狭窄，严重影响消防车的通行。

　　记者调查发现，“城中村”普遍未设置市政消火栓，部分“城中村”的消火栓是规划开发单位和市政道路经过该村设置的，不但布局不合理，而且保护半径也不达标。

　　记者了解到，“城中村”一楼开店、二楼做饭、三楼住人的“三结合式”楼房比比皆是，而且居民在生活中普遍使用柴、煤、电、油、液化气。“城中村”香火很盛，许多居民有焚香敬神、拜佛的习俗。由于用火不慎，火灾频频发生。以昆明市四城区为例，2004年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发生火灾71起，死5人，伤3人，直接财产损失88万余元；2005年“城中村”发生火灾153起，死4人，伤13人，直接财产损失33万余元。据云南省消防总队介绍，去年10月云南发生惟一一起一次烧死数人的特大火灾，也发生在昆明一个“城中村”内。

　　治安刑事案件频发

　　昆明市莲花池片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周边集聚了众多高校，“脏、乱、差”问题困扰周边高校已近二十年，学校多方呼吁，地方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始终难以根治。

　　“我1988年上大学时，这条街就是这个样子。这些年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有越来越乱的趋势……”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杨泽泉告诉记者。

　　大学周边的“城中村”出租房多，居住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小偷出没其间，酒后闹事、抢劫、强奸、群殴事件时有发生，对大学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

　　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平说，去年3月份，云南大学有个老师就在云南民族大学大门不远处遭到抢劫，包被抢走，大腿、臀部各中一刀。

　　去年12月，昆明市公安局侦破的一起轰动一时的杀人碎尸案，就发生在“城中村”的一个出租屋内，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外来人员。

　　人贩子青睐“城中村”

　　据了解，从2002年到现在，农民工集中的护福村至少丢失了11名儿童，失踪儿童的父母都是外地农民工。据介绍，护福村村民只有800多人，但外来人口达到了6000多人。在鱼龙混杂的外来人口中，就有人贩子在活动。

　　来自贵州的王兴普说，他在护福村已经住了两年，原有3个孩子。2003年10月1日，他的两个儿子在家门口被人拐走。为寻爱子，他已半年多没打工，家中负债累累。他拿出了一份统计名单，上面有将近200个丢失儿童的名字。

　　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马宁说：“在云南的昭通、会泽、宣威，贩卖人口犯罪活动猖獗，人贩子混杂于外来人口当中，‘城中村’就是他们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