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小看了“空间的生产”

　　特约撰稿／周伟林

　　有关“空间的生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因为这里说的“空间”与我们每一个人相关，它指向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人们大致同意一国范围内居民应该享有水平大体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础卫生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公益性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等)。而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寡便与“空间的生产”状况息息相关。

　　观察一下中外关于城市的不同态度是很有趣的。比如，美国有不止一个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总统时会得意地声称自己是“来自小地方的人”。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一般认为，从小地方尤其从乡村小镇出来的人常常更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相反，我们中不少人是住在乡村小地方但却不乐意坦言“来自小地方”，骨子里也更喜欢做大城市人甚至以大城市人自诩。这又为什么呢？

　　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在中国内地，城市作为行政实体的色彩一向很浓，由政府以行政地位的职能、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城市总人口为条件来设立和划分。城市依据其行政地位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县级市、地级市和直辖市。有着不同行政地位的城市，被赋予不同级别的权力，例如投资决策权和对外项目的审批权。城市行政级别高的，可以直接向北京汇报工作，从而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影响力。从交易的角度讲，本县人的交易在县城完成，不同县之间的交易在地级市完成，不同的省之间或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交易是在区域中心或者省会这种大城市完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则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大城市完成的，其中内在依据是从交易的效率出发的。由此可见大城市具有集聚效应。比如上海学钢琴的人多达数十万，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地球上任何一位著名钢琴演奏家来上海办音乐会都会有市场，有听众，而在一个县城里面显然不可能产生这样规模的群体。大城市还有好的大学，聚集了许多有名的教授，有大剧院、博物馆，有国际机场，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有许多优质的城市公共服务。第二是人为的因素，由于我们几十年的政策向来特别优待城市，加上全球化的压力，将有限的资源向城市集中配置，各省都有首位度很大的城市，尽管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但其省会城市或者“双子星座”(比如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江苏的南京和苏州、浙江的杭州和宁波，等等)都成了该省与外界接轨的接头，水准之高常常令省内其他城市羡慕。第三，农村在近现代的转型，表现为公共品供给的严重匮乏和对公共品需求的大规模释放。传统农村的公共服务有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国权不下县”之说源于马克斯·韦伯的“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理论，韦伯认为“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广大乡村社会依靠“卡里斯马权威”来维持。这种状况，伴随社会经济的转型而受到了根本冲击。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既是权力的象征，又是权力的器物，其布局(也即“空间的生产”)目的很清楚，或者是让空间变成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状态，或者是如何去平衡冲突。城市空间一开始就会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规定好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活动地域，并把等级的区分合法化。处于底层的城市人，往往只能靠“违章”(搭建住房、流动设摊等)谋生，他们的生活成本不高，熟悉自己的生活区域，对城市的认知和对生活的体验融为一体。这些绝对低收入人群没有正式岗位，但可以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生存，虽然不一定有一个“工作”(job)，有一份“工资”(salary)，但他们确实也会有某种“活路”(work)和一份“收入”来源(income)。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空间总在不断重组，城市化、

城市建设也常常与对空间利益的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有关。当下，在城市化发展中，被人们称之为“动迁”、“旧城改造”等变化也伴随着这一类重新分配。而农民工从贫穷的乡村大批涌向城市，寻找比乡村“好”的生活方式，他们来到城市谋生，身份开始变得模糊，但他们依然会不同程度地被城市早先的住民视作外来人，受到排斥。社会形态变化决定着“空间”性质的变化。这种“空间”带着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它都有使用价值并能创造剩余价值，它可以被消费，它也成为工具。如列斐伏尔所述，“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

　　社会学家曼纽儿·卡斯泰尔将城市视为一个组织起来好提供每日生活所需的各种服务系统，集体消费(就是国家中介的消费过程)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基本项，并成为居民与政府的主要关系。毫无疑问，“空间的生产”之背后力量是巨大的，而基本公共服务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下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必需采取集体行动，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作，需要政府、企业、居民的良性互动。(作者为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