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独家专访导演——杨紫烨

　　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提名

　　“除了奥斯卡，我们说点别的吧”

　　资深电影工作者杨紫烨女士导演的《颍州的孩子》获得2007 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这部电影用镜头记录了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的经历。她说，获奥斯卡提名“不是最大的肯定”，最大的肯定是，能推动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

　　文/ 李俊

　　“三个月前，艾滋病夺走了黄家夫妇的生命，留下尚未成年的三姐弟。孩子的大伯领着我穿过他们破旧的房间，残留的空药瓶，破旧的玩具，孩子们贴在墙上写字，老人依在窗边哀叹。我清晰地闻到了死亡的味道。这种味道是如此刻骨铭心，那是任何镜头都无法捕捉和传递的震撼。这仅是我探访的第一个艾滋病家庭。”

　　“逝者已矣。我能做的，就是用镜头记录那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的伤痛和愤怒、无助和困窘、所受到的歧视，以及强烈的生存愿望。”

　　纪录片《颍州的孩子》的导演杨紫烨如是说。这部由中美合资拍摄、片长仅39 分钟的纪录片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

　　《颍州的孩子》出场极其低调。采访中，杨紫烨一再强调：“除了奥斯卡，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这个不是我的本意。”比如，那些画面中的孩子。

　　B =《外滩画报》

　　Y = 杨紫烨

　　“艾滋病魔不但使他们家破人亡，还让他们的心灵饱受摧残”

　　B: 您一直都致力于公益广告和纪录片，怎么会想到选择一群孩子的视角来看艾滋这个全球化的话题?

　　Y:2002 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此后一直予以关注，并逐步萌生为中国艾滋病孤儿拍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和制片人汤列伦沟通，他也对这个新题材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同时汤列伦建议，如果拍摄成功，一定要在中国播出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帮助中国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人。其间我收集了大量的前期资料，初步确定了拍摄方向，开始安排工作人员到北京和阜阳开始前期拍摄准备工作。

　　2004 年10 月，我和丈夫把美国居住了16 年的房产变卖，搬到北京。当年12 月份，我在北京约张颖女士见面采访。我根据张颖女士提供的线索，以及摄制组拍摄的前期素材，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研究、核实和筛选，确定了影片的拍摄方向、主题。《颍州的孩子》拍摄工作正式开始。

　　B: 张颖是片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设定了这样一个角色?

　　Y: 如果把一个个孩子的一段段经历比作珠子的话，那么张颖女士就是串起这些珠子的一根线。张颖是阜阳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会长，我们镜头中的孩子都是这个协会的救助对象。有了张颖女士，这个片子的素材就不会显得零乱。

　　B: 这群孩子在北京和你见面，当时是什么触动了你决定一定要拍下他们的生活，而且是从北京到颍州两段反差很大的生活?

　　Y: 我和孩子在2005 年2 月份春节期间第一次见面，我和摄制组成员到这些孩子在颍州的家庭探访拍摄，张颖会长带领我们走访了多个村庄的多个受影响家庭。其中高峻、楠楠和黄家三姐妹的状况对我有很深的触动。当时黄家父母刚离世，高峻的孤苦凄凉、受艾滋病折磨的无奈，楠楠和相依为命的姐姐之间的感情都深深地触动了我。回到北京后，我们摄制组几乎每个月都会到颍州当地去跟踪拍摄这些孩子的情况，我根据拍摄回来的素材，安排下一步的拍摄计划以及编辑构思大纲。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慢慢感受到孩子的变化。

　　2005 年7月份，阜阳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孩子来北京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姚明关爱艾滋儿童公益活动。在这次活动上，我再次见到了这些孩子。当时是夏天，孩子们活泼多了，我和孩子一起到天安门参观，和他们到北海公园划艇、开生日会。这几天相处，让我更加觉得不应该歧视这些孩子，他们很需要这些关爱和温暖。

　　B: 整部纪录片只有39 分钟，片长会不会限制你想要表达的全部感情?

　　Y: 一年多的拍摄时间里，我们摄制组一共拍摄了80 多个小时的素材。我开始着手影片后期编辑工作。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除了要选择一个好的题材之外，后期的编辑是最大的挑战。我和剪辑师一起，用4 个月的时间把素材从80 小时压剪到3 小时，由3 小时到39 分钟，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精剪。最大的难度就是怎样把三个主要家庭孩子的故事穿插融合，以及主要体现他们生活的变化，凸现主题。我确认这39 分钟的影片已经足以传递了这个信息，这就足够了。

　　B: 您个人怎么和这群孩子相处，有没有一些幕后的小故事?

　　Y: 春节我去探访他们，和他们一起包饺子、放鞭炮、在雪地里打雪仗，玩得很开心。我和我先生没有小孩，和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些孩子的童真。从第一次探访他们开始，我从内心就没有感觉到和他们有隔阂。我觉得我是很真诚地对待他们，我想孩子也很容易感受得到。

　　B: 拍摄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Y: 这次的采访和拍摄，是我导演、制作过的所有纪录片中，给我心灵震撼和冲击最大的一次。孩子们是那么可爱，然而，艾滋病魔不但使他们家破人亡，还让他们的心灵饱受摧残，甚至还有可能随时带走他们鲜活的生命。每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的心都会揪作一团，常常想放声痛哭。然而，作为一名纪录片的的导演，我又必须保持冷静和客观。如何平衡理智与情感，是我制作这个影片中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对于很多电影工作者来说，奥斯卡犹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

　　B: 大家都为《颍州的孩子》入围奥斯卡开心，其中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Y: 在拍摄过程中，我感受到疾病摧残了小峻和其他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但他们都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很值得我们敬佩。如果能在医疗上和精神上得到足够的关怀和救助，他们完全可以像健康的孩子一样有尊严地生活。我本意是想让观众通过这个影片能更多地思考这个方面的问题。

　　B: 您怎么看待奥斯卡? 它是对这部纪录片最大的艺术肯定吗?

　　Y: 对于很多电影工作者来说，奥斯卡犹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奥斯卡提名当然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不认为这是最大的肯定。如果我所拍摄的影片使人们消除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歧视，推动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们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才是最大的艺术肯定。

　　B:《颍州的孩子》已经获得不少国际奖项，您个人认为这部影片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Y:真情。我的真情打动了评委和观众。

　　B: 中国纪录片很少有入围奥斯卡奖项的机会，大家也都很希望您能拿奖，对自己有多少信心?

　　Y: 没有考虑，因为这个是评奖委员会决定的事情。

　　纪录片情结

　　B: 从1994 年开始，您就一直致力于拍摄纪录片，为什么会选择纪录片来表达自己?

　　Y: 纪录片是对事物的真实纪录，我喜欢拍与人物相关的纪录片，通过和不同被访者接触相处，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

　　B: 您也曾经和陈冲等中国电影人合作过，担任过电影的剪辑师，以后还会打算自己当导演拍故事电影吗?

　　Y: 如果有打动我的剧本，也不排除。

　　B: 在您看来，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到底了解多少?

　　Y: 我无权代表美国的主流社会，我的作品也没有大到反映中国社会的程度，我只能通过镜头，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客观地评价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B: 中国纪录片几乎还是非常薄弱的一块，你个人今后会致力于发展这方面，并继续和内地合作拍片吗?

　　Y: 纪录片大多数都是非商业性质的，这种特性造成纪录片的发展有相当的难度，如果有资金支持，有一个成熟的发行渠道，可能这种现象会改观。

　　B: 你怎么看待纪录片在中国的现状、前景?

　　Y:DV 等拍摄器材的大众化，使很多爱好者有机会自己制作纪录片。希望这种趋势会使纪录片制作越来越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