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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1日15:31 《环球人物》杂志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6日，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8月8日，许多代表呼吁恢复高考。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人命运 胡志雯 200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 屈指算来，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子，现在大多数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岁月沧桑，他们依然难忘30年前，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伟人——邓小平。 复出前就筹划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文革”开始后不久，高考制度即被取消，高校也停止招生工作。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差参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被废除整整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当时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 此时的邓小平，心情急切。虽然尚未复出，但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开始筹划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 下令“追回”上报中央的报告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自告奋勇地提出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8月6日，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8月8日，邓小平继续听取与会代表发言。会上，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强烈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其他科学家也踊跃发言，一致建议国务院恢复高考制度。 当时，教育部刚开完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招生办法，方案正在上报中央，各地也正按照会议精神，准备当年的招生工作。 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听后，当即下令要求教育部把上报中央的报告“追回来”，并一锤定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话音未落，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调用印《毛选》的纸张印试卷 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许多人还被“左”的思想所束缚，会议争论十分激烈，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也陷入徘徊状态。 邓小平坐不住了。9月6日，他写信给当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 邓小平的“9·19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历时38天的1977年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接下来，《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9月30日，邓小平在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21日，教育部决定从1977年起，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2月，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就这样，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在这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如今，30年过去了，邓小平当年做出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高考本身。他让一代代中国人明白：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是未来，是希望。 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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