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基金会的资本之路

　　文-户利华

　　2007年1月1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 明确地将地方性非赢利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纳入优惠范围，并将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权限下放到省级财税部门，这意 味着现行捐赠税收政策更具操作性。

　　几乎同时，民政部也发布了一则消息：慈善法草案已经起草完毕。虽然有专家表示该草案离成为真正法律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但这仍足以证明政府对加强社会公益团体监管和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度的高度重视。

　　一边是税收优惠范围的扩大，一边是慈善法草案的即将出台，二者直接指向其受益者——中国基金会。这几年，在国 情特殊的中国大地上发展起来的基金会事业，正以慈善形象日益走进公众视野。而中国基金会的普遍现状如何？与国外发达的 基金会相比，中国基金会在管理上存在哪些不足？个人捐助在基金会中如何得到充分发挥、合理运用及透明化反馈？基金会本 身又该如何获得持续性的基金来源，采取多样的基金增值方式，把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些问题， 也许正是发展中的中国基金会正在面临与亟待解决的……

　　基金会管理，看上去很严？

　　2004年是中国基金会的转折年。国务院在这一年公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 公募基金会两大类。非公募基金会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公募基金会平起平坐了。此外，《条例》还明确表示：允许“境外基 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并对基金会基金增值保值的方式作了开放的规定。

　　2005年11月，首届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慈善基金会会议在京召开，对此，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坦言：“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国家开始大力支持发展慈善事业。”

　　政府搭建的舞台日渐宽广，民间基金会的表现也日趋活跃。

　　2006年中，广州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成立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成为全国私人基金会的“001”号，圆 了自己长达十年的慈善梦。之后，李嘉诚许诺将个人财富的三分之一 ——价值480亿美元，捐给他眼中的“第三个儿子” ——李嘉诚基金会，他甚至在福布斯全球总裁大会上接下终身成就奖时仍不忘呼吁“捐款如同分配给子女一般，为将来带来更 多的新希望”。年逾八旬的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在2006中国慈善榜名列第一位，通过“彭年光明行动”他已经捐出20 个亿。蒙牛老总牛根生倾囊一捐，宣称他的“老牛基金会”按市值计算已经超过25亿。截至目前，中国的基金会数量已经超 过1200家。

　　然而，面对此等美好光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心里却有些焦虑。因为，为了体验中国捐款减税的实际状况 ，他亲自为中华慈善总会捐了500元，按规定，可以从他的工资单上减免50元的个税。谁料到，为了减50元竟花了两个 月时间，走了十道程序。他坦言，“500元的实验说明了我们的慈善管理机制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形成一套非常透明、 规范、细致的工作程序”是下一步需要做的。

　　2004年1月，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又有“新闻”爆出。起因是曾向其捐赠过的某企业驻京负责人蔡晓 发现，该基金会的工作报告显示，其2005年全年的受捐额仅为8208元。要知道，仅他们公司就为这个基金会捐赠了1 0万元，此后查出当年现金流入更是高达62万多元。对此，蔡晓有些不解：“我们捐的钱哪去了？”　　　

　　对此，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夏业良表示，中国基金会的管理看起来很严格，实际上很多基金会都是靠着体制 内的资源生存。现在靠政府的强制力量规定基金会必须公布账目，但还不够完善。不像国外的基金会，每一笔捐款情况都会在 网站上公布。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邓胜国也认为，中国的基金会监管体制，主要是依据国务院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和财政 部的《民间非赢利组织会计制度》，两个法规理论上规定得比较详细，但是操作层面不是特别强，“比如基金会有义务向捐款 者透露捐款的流向，但是很难监管。”虽然现在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年度检查，由基金会主管部门进行检查，但对财务的规定 也相当宽，“审计到什么程度并没有规定，只要有审计就可以。”

　　可见，要想顺利地献出爱心并看到效果也并非那么容易。中国的基金会数量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金会事 业更需要政府出台并实施监管政策，而从目前的状况看，虽然离理想化状态尚有一段路要走，但我们已然是在路上。

　　是简单筹款，还是基金发展？

　　对于基金会来说，良性运转的基础无非面临两个问题：筹钱和花钱。

　　钱来自何方呢？看看美国，盖茨基金会资金总值已经和卢森堡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股神巴菲特豪爽一捐便是300 多亿美元，巨额捐赠令普通人瞠目。然而事实上，他们的捐款在美国基金会总额中只占相当小的一部分，美国基金会超过85 %的资金来自普通民众。站在盖茨和巴菲特周围的正是美国老百姓，他们才是基金会资金来源的主力。

　　在中国，基金会不断涌现，但是大多数规模小，资金有限，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 数据显示，48%的基金会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以下，38.5%的资产规模在1000万～1亿元之间。这样的资金规 模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试想，中国民众每人捐1元钱，就有超过13亿人民币的慈善基金。事实上，民众 捐赠目前还处于冷落状态。有调查显示，中美人均慈善捐款数额相差7300倍。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基金会事业只能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来说，持续性的资金来源问题也摆上了他们的桌面，甚至很多人把“筹款”一词改为了“基 金发展”。就拿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来说，该基金会成立于2005年，隶属于北京光华控股有限公司。公司不但为基金会提 供了原始注册资金，每年还持续向基金会注入资金，且将北京光华长安大厦20层无偿提供给基金会作为办公场所和培训场所 ，甚至不收水电费。基金会每年8%的支出资金不是来源于投资回报，而是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虽然，这每年8%的支 出目前对光华公司来说不成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从2005年10月开始，该基金会就不再开发新的项目了，一切要在平 稳中求发展。这也暗示公司领导人需要一段时间思索一下，如何才能保证基金会健康良性地发展。

　　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私人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该基金会注册资金为5000万，按国家规定 每年有8%的增值部分要捐出，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捐出400万。其创办人翟美卿也直言：香江救助基金会的资金，都要靠香 江集团捐赠。

　　这样单一的捐赠模式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增大基金会筹款的风险，影响基金会基金来源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而大部分的美国人却认为捐助基金会不是单纯的捐助，而是一种“投资”。比尔·盖茨也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认为 基金会不但是一个慈善机构，还是一个能赚钱的机构。他聘请了优秀的

理财专家劳森替他打理这富可敌国的基金。基金都投资 于债券，其中大部分直接贷给了私人公司，10%投到了

股票，5%投到了商品和房产。盖茨推崇“分散风险，均衡投资”的 做法。在投资方面有些保守的他常常采取的做法是:购买价格很低的股票，等价格回升后再抛出，获得利差。

　　福特基金会的增值模式也是如此。其基金来源于福特汽车股票和遗产，现在基金会不再拥有福特汽车的股票，而是通 过经营多种多样的投资组合来实现基金的增值。从1936年基金会成立至今，它已经在全球提供了120亿美元的捐助和贷 款，进入中国20余年来，捐助总额也超过了1.8亿美元，每年在全球的预算项目高达4.7亿美元,这笔笔巨额款项的来 源便是多样的投资组合,与福特公司并不再有任何的联系了。

　　目前,我国的基金会规模还比较小,基金会力量还比较弱,对企业的依赖过大,离开企业就无法生存。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政策进一步的开放，基金会数量会不断增加。如何获得持续性的基金来源，采取多样的基金增值方式，把安全性 、效益性和流动性三者有效结合起来，获得安全下的高收益；如何保证中国民间基金会资本之路的顺畅，这些则是基金会事业 发展的核心问题。

　　捐钱容易，“捐给谁”难？

　　2006年，吉利公司决定再次捐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副董事长罗晓明明确要求：“务必找到真正需 要帮助的贫困学生”，掏钱不难，难的是如何解决资助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做到财尽其用。因为之前他们上过当。这次， 他们决定亲力亲为，在确认学生真正符合捐助条件之后，再把钱捐给基金会，由基金会资助指定的贫困学生。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坦陈：捐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问题是这些钱给谁，谁来干，为谁来干，这才是重要的 问题。

　　香江集团董事长翟美卿也说，以前捐钱“随意性比较大，捐款后往往不问后果，有时候连收据也没有，这样的捐赠缺 乏系统性，管理跟不上”。成立基金会“就好像成立一个新的公司，但这个公司是如何帮助我花钱，而且正确地花钱”。她的 基金会比较倾向于学习海外基金会的运作模式，管理上聘用了从事过慈善事业的专门人才做顾问，财务上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以此来保证每笔捐款的明确流向。

　　福特基金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海外基金会，它良好的运作和效果令人赞叹。上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继承了福特 大量的财富后，就成立了独立的董事会，与福特公司再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了，从运作上看，它更像是一个企业。

　　福特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其董事会，由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构成。董事们以个人身份加入董事会，行使制定政策、授 权会长和基金会运行事务。而各个国家办事处负责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资助的机会，与可能的资助对象合作，评估项目申请 ，提出资助建议以获得基金会会长的批准。基金会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工作有效。

　　但是福特基金会的钱也不那么好拿，开始只会是小额捐助，然后慢慢积累信用，随着信用的不断升级，受助金额会不 断增加。不过一旦受助者有不良记录或者效果不好，将不会再得到捐助。但如果很好的话，就可以考虑第二次合作。福特基金 会自身有着一套科学有效的项目评估体系，以保证项目达到预期效果，对受助者来说，这是一个无形的约束。

　　这种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对我国基金会发展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要在理事会下设经理部,设专业的投资管 理机构和项目投资机构；在项目选择上，除一些直接需要援助的项目外，更多地关注解决根本问题的项目。总之，从资助领域 到项目计划，再到具体实施，跟踪管理以及项目完成后的评价反馈，要形成一个封闭的管理系统，把“钱用在刀刃上”。

　　2006年12月6日，北京嘉里中心饭店，王菲李亚鹏夫妇为以女儿李嫣名字命名的“嫣然天使基金”募集善款， 慈善晚宴上，众明星富豪纷纷捧场，一晚便筹得善款845万元，加上以前筹集的资金，总额已高达1200万元，这意味着 中国200多万的唇腭裂患者将有机会获得美丽的笑脸。

　　英国联盟杯赛场，中国

台球选手丁俊晖退出了激战正酣的赛事，仍不忘把比赛的一半奖金送给亨特基金会作为礼物， 用来帮助贫困儿童练习“斯诺克”。

　　浙江省人民会堂，来自丽水的毛高霖高声宣誓：“我自愿成为一名阳光义工，弘扬献一份爱心，尽一份责任的精神， 用真情和智慧帮助他人……”和他一起宣誓的还有几百位身穿同样鲜红义工服的义工。这是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阳光行动 ——爱心事业大联动”宣誓现场。毛高霖摸着胸前的义工证有些激动：“我是从事家电维修的，希望能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别人 。”

　　越来越多的、更有针对性的、更具实效性的基金会相继建立，更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以其所能尽其所长参与其中；在 政府的协助与合理监管下，中国基金会事业的良性发展势必会继续引领慈善理念，并为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