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中国崛起：面临政治经济等四方面挑战

　　在改革以来的28年里，中国始终以接近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速发展，如果中国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到2030年必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中国能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保持经济高增长，其原因是成功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与重组，中国的崛起也开始打破和改变了世界原有的力量格局，推动着二战以后所形成的长达60年的原有世界力量格局进行重组。客观地看，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内、外部结构重组还远远没有完成，即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结构，而稳定的结构是一个全新的结构，需要培育很多新的力量极，而这些力量极能否顺利产生与发展，成为国内、国际新格局的稳定支柱，还充满着许多变数。这些新挑战将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这四个方面。

　　国内：政治与经济的挑战

　　政治上的挑战主要是指中国应如何解决在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必须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着近三十年的改革，新的财富阶层越来越多地控制了社会生产、掌握了社会财富，必然会产生与以往极为不同的要求。这个矛盾冲突虽然在目前阶段还不突出，而且在寻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稳定的政治体制是实现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的连续性的前提，也被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所认同，但并不代表这个矛盾不存在或者无足轻重。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矛盾，中国能否发挥出新的政治智慧，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冲突从隐性冲突演变成显性冲突前，通过主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就是中国在未来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经济上的挑战主要来自于资源与环境瓶颈。近30年来，中国所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体现在体制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走世界各发达国家“先轻纺、后重化工”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资源与环境约束使中国不能以传统的工业化技术实现工业化，已没有后发优势可以凭借的中国，能否向历史上创造“四大发明”那样，为自己也为人类开拓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用新

　　国际：军事与外交的挑战

　　军事方面的挑战是中国在未来应以怎样的形式保证国家安全。中国在未来25年重回世界顶级大国地位，必然会打破原有的世界力量平衡格局，世界列强是否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国际地位而联手遏制中国力量的增长，在目前看似乎还难以有结论。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或将相继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历史时代，发达国家资本的主体从物质产业大规模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则越来越多的依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和新全球化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只要这个历史潮流继续向前发展，发达国家对中国物质产品的依赖就会愈加强烈，这就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看，美国就是“和平崛起”。许多人都知道“门罗主义”，但似乎很少人知道“门罗主义”是英国人向美国人的建议。英国害怕欧洲大陆的势力在干涉拉美事务中重新整合，对英国的霸权形成挑战，因此建议美国与英国发表联合宣言，不允许旧大陆国家插手美洲的事务。美国虽然没有听英国的话，发表联合宣言，但因英国的建议符合美国利益，仍单独发表了“门罗宣言”，由于美国的做法符合英国利益，在其后50年内，英国还是以强大的海军实力，为美国提供了防止旧大陆国家干预美洲事务的安全屏障。

　　可见，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逻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是当代世界霸权国家的主要敌人，而掌握世界霸权的国家，又对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依赖。100多年前的这种国际格局，十分类似于目前的国际格局，即美国的头号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有能力与其争夺货币霸权的欧洲，但又对中国有着深刻的物质产品供应依赖。这种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就为中国走出和平崛起道路提供了可能。

　　中国在未来长期内能否保持较小的军事投入，而把经济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加快工业化建设，还需要认真严肃地论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强大的工业化规模是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基础。

　　外交方面的挑战在于中国应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由于他们对中国生产的物质产品有着强烈需求，从道理上讲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国际关系会越走越近。

　　但是在发达国家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从世界物质产品生产体系考察，中国实际上正在把战后所形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与垂直分工体系，复制成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目前对发展中国家中的中、印、俄和巴西有所谓“金砖四国”之称，但从制造业角度看，只有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印度是生产软件的大国，在服务业中有优势，俄罗斯和巴西则和亚、非、拉的许多国家一样，是在为中国提供能源与工业原料，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也是在为中国提供工业原料，中国则正在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及部分东盟国家，在东亚地区构建出水平分工体系，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构建出垂直分工关系。

　　战后在南北国家间长期的矛盾冲突说明，冲突的根源在于附加价值高的工业制造业产品与附加价值低的初级产品交换所形成的国际利益分配不平均，这种利益冲突在中国目前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也已经开始体现。如何在新的国际物质生产体系中，构建出新型、和谐的国际关系，是对中国外交能力的重大挑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