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压力有多大

　　3. 通胀压力有多大？

　　中国既是通胀又是通缩，中国的制造业过去是通缩、今后也是通缩，中国的服务业过去是通胀、今后也是通胀。而在这两个中间，CPI数字的变化只有一个因素，就是粮食。

　　主持人：近两三年来，食品、水电、液化气等商品和服务价格纷纷涨价，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之前指出，货币供应量M2增速加快，将对名义收入增加和价格上涨形成支撑。另有观点认为，中国表面较低的CPI增速掩盖了深层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多大的通胀压力？

　　黄海洲：我认为2007年通胀的压力会比2006年大，2006年全年的CPI是1.5%。我们预测2007年CPI是2.0%，或者稍微偏上一点，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中国政府今年定的目标是CPI在3.0%以下。

　　陶冬：中国在1980年代、1990年代确实出现过超高通货膨胀。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通缩、产能过剩局面，中国的通货膨胀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回调。此后，除了有个别时段如2004年CPI达到5%以上，基本上没再出现过通货膨胀。去年以来，CPI已经有所反弹，但今年1月份稍微有所下降，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措施抑制食品价格的过度上涨，我们相信短期内对于抑制中国CPI通胀有所帮助，但是整体来讲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加速的。相信中国粮食价格上涨是一个中长期趋势，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拉动之下，今年通货膨胀还会进一步升温，我们估计年底时通货膨胀可能会达到3%左右，这会引起央行的注意。

　　黄海洲：去年12月，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销售环节的问题，而非粮食供应不足。如果真是出现粮食供应不足，引发的问题可能会严重一些，但考虑到中国贸易余额、外汇储备如此之高，进口粮食很容易，除非全球粮食价格在2007年大幅度上涨。而我认为，在2007年全球粮食出现大幅度的失衡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来自粮食的通胀压力不会很大。

　　陶冬：我则认为，其实中国的通货膨胀因素几乎被食品价格垄断了。其它服务业的价格一直在涨，且仍被低估，而制造业由于产能过剩价格一直在跌，所以不同的人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粮价是真正带动统计局统计的CPI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我倒担心国家为了给农民增加收入，有意地调整农场品的价格，而这个也不一定是供求关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粮油价格稳步上涨会否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黄海洲：对。但这个必须要与国际市场靠拢。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是采取普遍补贴的措施，人为地把粮价抬得比国际上要高得多，那我认为这个实施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比如广东，上海，如果他们觉得国内的粮价比国际市场要高出很多，那么他们可以进口。所以这个政策，在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的前提下，是可实施的，也可以说是应该实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问题。但如果国内粮价比国际粮价还高，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第一是不应该的，第二是实施起来是有些困难的。

　　主持人:除了粮价外，其它资源性产品价格今年会不会有大幅度调整，包括水、电可能还会上涨。那么这个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黄海洲：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肯定会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但我认为水、电等价格的确应该上调，因为中国资源性产品的成本偏低。而且由于水、电等资源性产品占CPI的比重不大，更大比例的是交通、医疗以及住房等相关价格，而这些价格的波动并不大，也就是说CPI上涨的空间有限。

　　主持人：如果CPI增长到3%，是否意味着

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很大，央行一定会出手？

　　陶冬：一般而言，CPI增长3%是央行可接受的上限，如果超出，央行可能会采取一定措施。但我们也要考虑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央行参考的是核心通胀率，即除去粮食和能源之外的通胀率，因为央行很难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这两部分的价格。因此，即使CPI到3%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也未必会加息。但它会采取一些措施，这就取决于那个时候的投资增长、消费等数据。我相信比较可能的是对于一些价格进行控制，比如通过加大粮食储备中的拍卖和平抑油价。另外，这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公用品加价问题，政府是有能力控制速度的。但说老实话，即使3%的通货膨胀率又能怎样？今天中国的问题是资产增值，这不是所谓的稳健货币政策就能够应付的，一旦出了事，尤其是目前有大量的草根储蓄，就会涉及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和谐社会的问题。同时大量储蓄离开银行就有可能动摇本土银行的根基，我相信储蓄的大移位和股市的过度炒作可能引起决策者的担心，可能触发下一轮的政策性调整。因此，我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并不太担心，但是我对金融经济有更大的忧虑。

　　黄益平：另外还要看CPI是以多快的速度上升，如果从1.9%一下子跳到2.8%，大家当然会觉得问题严重，但是如果是一直在3%左右徘徊，我觉得央行采取措施的可能性很低。另外，调控措施有多种多样，如利率等货币政策、行政措施等等，但实际上货币决策者的语言本身也应该成为一个影响投资或者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当央行觉得要谨慎、但还没有到加息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信号影响市场，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其实这是比较有效果的。

　　陶冬：我觉得中国既是通胀又是通缩，中国的制造业过去是通缩、今后也是通缩，中国的服务业过去是通胀、今后也是通胀。而在这两个中间，CPI数字的变化只有一个因素，就是粮食。由于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存在问题，所以分析时不能只看一个总数，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观察，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谈通胀、通缩都是不全面的。

　　主持人:但现在居民整体收入似乎并没有与GDP增长同步，某些行业的平均收入是下降的，怎么理解这种情况呢？

　　黄海洲：一般而言，中国跨地区劳工工资也是在上涨的，而且计算中国工作者的收入并不应仅仅是工资收入，股市等其它方面的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也是其收入的一部分。把这些都加起来，那么收入和消费都有比较不错的增长率。在中国，有相当多的消费并没有计入GDP数据中，比如有些消费行业由于某些原因没有报税或者其交易都是现金交易，而且在统计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困难，所以GDP数据不可能完全体现出来。

　　主持人：泰国、越南好象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问题。

　　黄益平：经济增长态势比较好，资产价格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有相当快的增长；有货币升值预期，并因此导致短期资本流入增长速度非常快，从而对货币和资产价格进一步造成较大压力；决策者开始想办法缓和货币升值压力并控制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我觉得这些是亚洲大多数国家共同的问题。比如，泰铢去年一年对美元的汇率升值约16%，越南去年

股票市场上升了144%，今年到现在为止又上升了40%多。

　　陶冬：实际上这是资金全球化和流动性过剩现象的一个折射，当今世界上有太多的钱追逐有限的可投资资产。优秀资产少，具有潜在的尚未被市场发掘的有价值资产就少而又少，而资金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大，不断推升流入国的汇率，对其出口竞争力打击很大令多数亚洲国家非常头疼。泰国、越南面临的问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并没有完全开放，国家资金流入中国只能通过QFII。相对而言，

人民币升值问题更为棘手，但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尤其是那些小国被推向了一个无助的处境，因为它已经不再是本国货币环境的主宰者，它的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可能被大量资金的进出抹得一干二净，这个问题很大，而且暂时没有解决方案。

　　黄海洲：如果从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关系而言，我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国内金融市场，改进国际资产投资。这其中包括大家都在讨论的超过一万亿的外汇储备应该怎样改进投资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成了一个大的资本输出国，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中国应该改进投资方式，逐渐地变成一个净投资位置相对中立的国家——既有资本输出，也有资本输入，但从净投资位置来看，既不是大的净资本输出国，但也不是大的净资本借债国，而是大致持平。当然，这还需要多年的努力。本报记者 程东升 刘 巍 实习记者 黄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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